圖:梁漱溟
文革初起,紅衛兵燒殺搶掠,肆意妄為。這些無法無天者由于權力中樞支撐而鬧得天翻地覆,令人驚恐莫名。說不準什么時候抄家、罰跪、挨打、喪命會落到自身頭上,毫無保障的恐懼感籠罩在社會上空。年過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這樣的突然襲擊。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門,問是淮,只敲不答,來勢洶洶。我親自開門,一看是許多十多歲的中學紅衛兵。我立即說,你們是來檢查四舊的,請吧。領頭的一臉怒氣,大聲訓斥:什么檢查,我們是來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說: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接著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個角落。他們把所有書籍,除了幾本毛主席的書和馬列經典著作外,其他的書便撕的撕,燒的燒。由于太多,來不及翻看,便又查抄運走。他們還呼口號,罰跪,打人。我的內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紅衛兵燒了我家三代的藏書、手稿和字畫!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從戊戌維新到東西文化論戰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書籍,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當紅衛兵們搬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窌r,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 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用不著這些封建老古董。紅衛兵們燒完我家的古籍字畫,發覺我家有電話,而且院落也不小,一個頭領立即宣布: 我們的司令部就設在這里,整個院子我們都占領了!于是他們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從北房、廂房扔出,同時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來,便把我關在南房的一間小屋中,一連被折騰了二十多天。該砸的都砸了,該燒的都燒了,該斗的也斗了,只有人還在。我自信墨寫的字可以燒掉,但人的思想是燒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為什么不能重新提筆呢?于是從1966年9月21日開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著記憶,我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每天寫一千多字,全文四萬字完成后,又接著寫《東方學術概觀》......(《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頁)
一般人遭遇這種厄運,皮肉之苦已使顏面喪盡,家傳文寶被毀更會痛不欲生。而這位古稀梁老卻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燒掉也罷。居然能夠在混亂無比的世道,心靜如水,把筆構思純學術性的《儒佛異同論》,每天千余字;全書4萬字,在外界打砸搶燒抓聲中,單憑記憶組合而成。這是當時知識界絕無僅有的事例,堪稱奇跡。
梁先生為什么如此特立獨行呢?他是位學者,23歲即以《究元決疑論》名噪一時,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執著于東方文化,于28歲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西方文化與中印文化作了比較,開東西文化比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與人生》,對東西文化特別是對儒學及人類心理學作了進一步闡發。梁先生作為頗具影響的儒家學者,對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較而成《儒佛異同論》,闡述了它們出世與入世的機理。他相信中囯文化將啟示世界的未來,因而推動了現代新儒學的研究。這些學術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國界,遠播海外。他珍視自己的學術思想的貢獻,他說,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為我一生的使命。(見前注,第83頁)所以,他視自己的學術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視若虛無。為什么三代遺留文寶、自己研究所需遺存付之一炬而能鎮定自若,在大亂中憑記憶完成《儒佛異同論》,從這里似乎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蘇軾在《留侯論》中說:匹夫見辱,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梁先生沉緬于《儒佛異同論》,正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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