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講這件事情,其實是舊話重提。
十幾年前,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魯迅的死因提出質疑,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迄今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為魯迅生平疑案之一。
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個環節稍作梳理。
說來并無新鮮材料,均見載于《魯迅全集》。
然《全集》雖非稀見,有些發議論、抒感慨的人卻好像不大查閱。
魯迅身后,大家針對他說了太多的話,眾聲喧囂之中,也許應該聽聽當初魯迅自己對此如何說法。
《魯迅與我七十年》有云:叔叔 按指周建人接著說:……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再聯系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里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
也許魯迅有了什么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
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
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發展很快,終于沒有搬成。
王元化為此書所作序文則云: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
日本就此知道了魯迅的態度,要謀害他是有可能的。
像這樣一件重大懸案,至今為止,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來認真調查研究一下《魯迅全集》。
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嬰著書、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讀到。
據周海嬰《一樁解不開的心結須藤醫生在魯迅重病期間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周建人說那番話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魯迅全集》出版時,他還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許廣平致曹白信 注明由魯迅擬稿,許廣平抄寄云:至于轉地療養,就是須藤先生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卻尚未談到,因為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此乃魯迅首次提及轉地療養,的確出自須藤的建議,但顯然并未指定日本。
魯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復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涼,終至大病,臥不能興者匝月,其間數日,頗虞淹忽 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連日記都停筆了,至三十日才又續記。
所以說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魯迅致曹靖華:本月二十左右,想離開上海三個月,九月再來。
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實。
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純粹是謠言。
這里首次提及出行時間,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當是經過了一番考慮;但講大概、但未定實,說明還在考慮之中。
七月十一日,魯迅致王冶秋:醫生說要轉地療養。
……青島本好,但地方小,容易為人認識,不相宜;煙臺則每日氣候變化太多,也不好。
現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故總而言之:還沒有定。
現在略不小心,就發熱,還不能離開醫生,所以恐怕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
地點我想最好是長崎,因為總算國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靜些。
離東京近,就不好。
剩下的問題就是能否上岸。
那時再看罷。
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魯迅自己比較若干可能的去處之后所作出的決定——旨在安靜養病,不受打擾。
仍講還沒有定,卻已與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現在所顧慮的主要是入境問題。
然而因為病情緣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遲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云: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注射訖。
治療暫告一段落。
但十五日日記即云:九時熱三十八度五分。
同日致曹白信 注明魯迅口述,許廣平代筆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結,據醫生說:結果頗好。
但如果疲勞一點,卻仍舊發熱,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靜養的原故,大約總會漸漸地好起來的。
十六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再注射。
魯迅再次陷入還不能離開醫生的境況。
十七日,魯迅致許壽裳: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
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邇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魯迅日記:下午須藤醫院之看護婦來注射,計八針訖。
治療又告一段落。
同日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我因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從八月初起,要離開上海,轉地療養兩個月,十月里再回來。
行期由本月底推遲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記:上午邀內山君并同廣平攜海嬰往問須藤先生疾,贈以蘋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本。
即為我診,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間尚有積水。
衡體重為三八.七啟羅格蘭,即八五.八磅。
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進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發熱,則由于肋膜,不足為意也。
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
但所往之處,則尚未定。
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攜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為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惟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慮中也。
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醫生已說可以隨便離開上海,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所向之處,卻尚未定。
……總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談罷。
這是魯迅病情最樂觀的一段時間了,已經說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赴日之意,又復動搖——具體原因,他講得明明白白。
魯迅去世后不久,黃源在《魯迅先生》一文 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與此正相符合: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九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
起初想到鐮倉,那里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繞纏。
后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著兩本《長崎旅行案內》之類的旅行指南書。
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Hotel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
‘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 指家里的人當翻譯了。
’他說。
‘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里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么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
’我說著。
……‘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
’他婉辭謝絕了。
所提到雨即許粵華,筆名雨田,黃源當時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學。
八月七日,魯迅致曹白:我還沒有走,地點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訴人,因為每人至少總有一個好朋友,什么都對他說,那么,給一個人知道,數天后就有幾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況上,頗不方便。
信件也不轉寄。
一者那時當停止服藥,所以也得更減少看和寫;二者所住的地方,總不是熱鬧處所,郵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
同日致趙家璧:我的病又好一點,醫師囑我夏間最好離開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說不定。
但就在這一天,日記云:往須藤醫院,由妹尾醫師代診,并抽去肋膜間積水約二百格蘭,注射Tacamol一針,廣平,海嬰亦去。
自此先是須藤助手錢君,繼而須藤自己每日來注射,魯迅又復不能離開醫生了。
八月十三日,魯迅致沈雁冰:說到賤體,真也麻煩,肺部大約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還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
大約這里的環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聞不問,也是使病纏綿之道。
我看住在上海,總是不好的。
同日日記:夜始于淡[痰]中見血。
病情更嚴重了。
八月十六日,魯迅致沈雁冰:轉地實為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
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
楊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于日語不便當之故也。
換了我,就難免于手勢急中開口。
現已交秋,或者只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
但成績恐亦未必佳,因為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
倘在中國,實很難想出適當之處。
莫干山近便,但我以為逼促一點,不如海岸之開曠。
則赴日本的念頭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終沒有明確說出一個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魯迅致趙家璧:待到去信轉輾遞到,他寄回信來,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來。
次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于是又一環畢,且贈松魚節三枚,手巾一合。
但二十三日日記云:九時熱七度八分。
二十五日致母親: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時總還有微熱,一時離不開醫生,所以雖想轉地療養一兩月,現在也還不能去。
到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
這是魯迅最后一次預計出行時間。
接下來他提到此事,就顯得更加悲觀,八月二十五日給母親寫信后,須藤先生來診,當日致歐陽山:我比先前好,但熱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說不定何時可以旅行。
二十七日致曹靖華:我的病也時好時壞。
十天前吐血數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醫診斷為于肺無害,實際上確也不覺什么。
此后已退熱一星期,當將注射,及退熱,止咳藥同時停止,而熱即復發,昨已查出,此熱由肋膜而來 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積不已,所以不甚關緊要,但麻煩而已。
至于吐血,不過斷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癥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但因此不能離開醫生,去轉地療養,換換空氣,卻亦令人悶悶,日內擬再與醫生一商,看如何辦理。
二十八日致楊霽云:現醫師不許我見客和多談,倘略愈,則擬轉地療養數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約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八月三十一日,魯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無大患,而肋膜還扯麻煩,未能停藥;天氣已經秋涼,山上海濱,反易傷風,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不成了。
先前還說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現在取消計劃,或與前一日日記所載下午須藤先生來診不無關系,亦即魯迅所說再與醫生一商。
黃源《魯迅先生》則云:因為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準他遠行。
魯迅此后幾封信里,所說都是這個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親:大約因為年紀大了之故罷,一直醫了三個月,還沒有能夠停藥,因此也未能離開醫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別處去休養了。
七日致曹靖華:至于病狀,則已幾乎全無,但還不能完全停藥,因此也離不開醫生,加以已漸秋涼,山中海邊,反易傷風,所以今年是不能轉地了。
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沒有離開上海,非為別的,只因為病狀時好時壞,不能離開醫生。
現在還是常常發熱,不知道何時可以見好,或者不救。
北方我很愛住,但冬天氣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
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國有種種困難,國內呢,處處荊天棘地。
以上就是魯迅擬議赴日療養,而最終未能成行的始末。
由此可知,周海嬰轉述周建人所說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說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并非事實,不能構成推論的前提。
至于魯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許杰信所云:我并沒有豫備到日本去休養;但日本報上,忽然說我要去了,不知何意。
中國報上如亦登載,那一定從日本報上抄來的。
也不難理解:既然沒有去成,自不愿別人以此作文章。
順便說一下,其后魯迅欲遷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釋。
十月十一日,魯迅日記:同廣平攜海嬰往法租界看屋。
十二日,魯迅致宋琳:滬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謠傳將有戰事,而中國無兵在此,與誰戰乎,故現已安靜,舍間未動,均平安。
惟常有小糾葛,亦殊討厭,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
我講這些,只想說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
有朋友說,種種跡象表明,他內心已經預言了‘七七’事變后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態。
對此恕我稍有異議。
我覺得魯迅大概預言不了將近一年之后發生的事,他赴日療養的打算即可視為一個例證;當時局勢非常復雜,不光魯迅,就連包括當軸諸公在內的其他人同樣也預言不了。
魯迅甚至沒有想到自己就在這年十月十九日辭世——僅僅二十一天前,他還在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的信中說:我前一次的信,說要暫時轉地療養,但后來因為離不開醫師,所以也沒有離開上海,一直到現在。
現在是暑氣已退,用不著轉地,要等明年了。
然而魯迅已經沒有明年了。
這是他筆下我讀了最感辛酸和絕望的一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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