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養(yǎng)老金制度啟動實施
25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宣布 個人養(yǎng)老金制度啟動實施 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成都等36個先行城市或地區(qū) 可通過國家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
一位開國皇帝在太廟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yōu)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反映出這位統(tǒng)治者胸懷之寬厚，執(zhí)政之仁慈，這在五千年歷史中幾乎是空前絕后的。宋太祖會做這件事嗎?如果太祖沒有做過，那么又是誰精心編造了這個“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據(jù)宋葉夢得《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門鑰封閉甚嚴，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觀。規(guī)定太廟之門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時方可開啟，皇帝謁廟禮畢，必須進入夾室恭讀碑上的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余人員皆遠立于廟庭中，不敢窺視。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時禮謁，恭讀在心，沒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變，宋廷罹難，京城被劫，太廟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門洞開，人們方得一睹此碑尊顏。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余，上刻誓詞三條：一為“柴氏(后周宗室)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勛傳》載，靖康末(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勛隨徽宗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里，徽宗囑托曹勛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讓他轉告高宗說：“藝祖(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王明清《揮鏖后錄》卷一也有相同記載。
首先，宋太祖的為人應與此誓碑的內容真實性有很大關系。太祖雖出身行武，卻酷愛讀書。他隨周世宗打淮南時，有人揭發(fā)他私載貨物達數(shù)車之多，檢查下來，主要是書籍數(shù)千卷，這應是他比較重視讀書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當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對武將防范的需要，他曾對趙普說：“五代方鎮(zhèn)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干練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將。”因為文臣不會很大地危及政權，而對其寬大仁厚可收買人心，這實在是他能進一步鞏固統(tǒng)治的英明之處。同時，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權的過程中，堅持不殺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國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請擒殺其君臣，以防生變。太祖批道：“汝好雀兒肚腸!”清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記載此事頗詳，這在歷代開國皇帝中是少見的。宰相趙普好幾次在太祖面前說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卻回答：“倘若在凡俗塵世都能認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尋找了。”其后，趙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類似話題。還據(jù)說，太祖即位之初，見一宮嬪抱一小兒，經(jīng)問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問左右大臣如何處置，趙普等主張?zhí)幩溃嗣涝谂元毑徽Z。太祖說：“即人之位，殺人之子，聯(lián)不忍為。”潘美才說：“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太祖當即判給潘美為養(yǎng)子，后不再過問。宋太祖似乎可謂寬厚之君主，其豁達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籌。
其次，還應考察太祖誓碑的內容與宋代所執(zhí)行國策之間的關系，從中也能透露出有關情況的可靠性如何。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宋待周后之厚”談到，宋太祖登極，遷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號鄭王，造周六廟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時祭享，并派官員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遷鄭王至房州。開寶六年(973)，鄭王過世，此距禪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發(fā)哀，輟朝十日，謚號恭帝，葬周世宗陵之側，曰順陵。宋仁宗時，詔取柴氏譜系，于諸房中推最長者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又詔每郊祀錄周世宗子孫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子可襲封，并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宋神宗時，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柴思恭等為三班奉職。宋徽宗時，詔柴氏后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后為宣教郎，監(jiān)周陵廟，世為三恪。南宋時，高宗、理宗諸朝也時有封柴氏襲崇義公之爵。可見，柴氏之受封賞幾與宋朝相始終，宋廷如此優(yōu)待亡國之后裔，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認為，宋太祖及其后繼者，確實比較嚴格地遵守著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對臣下較為寬容，和各朝相比，誅殺很少。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贊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譜》)。由此，長期以來史學界對上述誓碑的記載深信不疑。對個別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違背“祖宗誓約”之語評論之。還有學者認為，北宋出現(xiàn)的冗官現(xiàn)象，也與誓碑規(guī)定的優(yōu)待士大夫政策有關。
1986年，學者杜文玉發(fā)表《太祖誓碑質疑》一文，經(jīng)過詳盡考證后認為，關于“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葉夢得的有關記載證據(jù)不足。靖康之變時，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內容并非他親眼所見。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勛自金國返回南京，數(shù)月后葉夢得才調任京官，他應該是從曹勛處得到這個相關消息，再加上社會傳聞，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諸書中，《揮鏖后錄》成書最早，其在記錄誓碑內容后，進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勛，云從徽宗在燕山面喻云，爾勛南歸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記載應來自此書，《宋史》編纂時則參詳《系年要錄》。可以說，凡關于此事的記載，莫不在曹勛南歸之后，此前竟無一點蛛絲馬跡。如果說北宋百余年誓碑內容由于保密嚴格而沒被泄漏，那么靖康之變后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此事的消息來源就不應只是單方面的。然而事實正相反，曹勛南歸為此消息的惟一來源，而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太祖本紀》等重要史料及相關文人筆記中都毫無蹤影。
再從史實方面看，誓碑規(guī)定優(yōu)待柴氏子孫。太祖剛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遷往西京洛陽，洛陽經(jīng)五代戰(zhàn)亂時已殘破蕭條。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將其母子由洛陽遷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縣，地處大巴山區(qū)，不但遠離東京開封，且偏僻荒涼人煙稀少。到開寶六年，周恭帝柴宗訓正值二十歲之青春年華，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理應身體力行。然而查閱《宋史·太祖本紀》、《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等的記載，其在位十幾年中并不少殺大臣，總計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監(jiān)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太祖是北宋諸帝中殺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過于奇特，這種能平抑輿論、安定人心而有利于鞏固統(tǒng)洽的誓約內容完全可以公開，以顯示統(tǒng)治者的仁德寬厚，達到收買人心的效果，讓士大夫們感恩戴德，忠心維護趙氏的江山，這樣的好事何必隱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遷金國，備受蹂躪和屈辱之后，卻還牢牢記得誓碑中不殺大臣和言事官的內容，千方百計地要人轉告遠在千里之外的高宗，這也實在有點違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過曹勛了解此事，就應該遵守祖宗遺命，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斬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八月，殺太學生陳東和上書人歐陽澈。建炎三年四月，斬中軍統(tǒng)制吳湛;七月，殺御營軍官范瓊。紹興年間，共誅殺大臣十人，最喪心病狂的，莫過于殺害岳飛父子之案。如此大開殺戒，哪里談得上半點祖宗“誓約”的約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偽的呢?杜文玉推測，當時國家殘破，人心浮動，為了改變這種離心離德的紊亂局面，獲取士大夫們的擁戴，高宗出于此籠絡人心的政治需要，協(xié)同曹勛特別構思杜撰了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遺命的外衣，宣傳趙氏的深恩厚澤，以進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確實通過這一手段，拉攏到主和派、主戰(zhàn)派眾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擁戴，初步穩(wěn)定了局勢。
也有學者反對將其全盤否定，認為誓碑的有無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證明，但也沒有完全否定的依據(jù)。宋廷禮遇后周宗室后裔應大致不差。北宋優(yōu)待士大夫，不輕易誅殺大臣也是事實。太祖在位時主要因謀反和貪污受賄罪處死過一批官吏，這是開國初期整頓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紀》記載當時嚴加懲治貪官污吏，贊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宋初嚴懲贓吏”條也謂：“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于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國策是毋庸懷疑的，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優(yōu)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歷朝皇帝所認真執(zhí)行。上引范仲淹在慶歷年間的言論，《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就應如何處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張免死而寬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質問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侯延慶《退齋筆錄》載，在神宗陜西用兵失利，準備斬一漕臣之時，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呂大防傳》也載，哲宗朝，宰相呂大防說：“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外，《長編》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類似言論;《宋史·章惇傳》，宋哲宗也有類似說法。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發(fā)著文臣士大夫的愛國熱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權的文臣無所顧忌，有的甚至橫行不法。當國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脅及損害時，統(tǒng)治者是可以將家法放在一邊而開殺戒，因為家法“不殺”不等于絕對不能殺，然而誅殺大臣確實不是北宋統(tǒng)治國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沒有太祖誓碑，與碑文類似的祖宗家法的有關誓約，看來還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沒有確鑿的證據(jù)。對待宋代政治史上這件舉足輕重的大事，只有取審慎的態(tài)度，作進一步的研究。
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廣開言路，銳意進取，勤政治國，社會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出現(xiàn)了咸平年間的小康局面。但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后，以納歲幣求茍安，施政方針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勞民傷財。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國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癥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繹了幾場“天書”、“封禪”之類的迷信鬧劇。其中一些神秘細節(jié)的具體操作過程，將永遠是宮廷歷史之謎。
澶淵之盟后，宋真宗趙恒心情一直不好。原來想到世人對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問題的非議，及對自己替代兄長繼承皇位問題的種種看法，心里就一肚皮的不高興。此時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又告訴他：“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陛下以萬乘之尊而與遼國立城下之盟，難道還有比這更可恥的嗎!”真是舊患未除，又添新恥，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蒼蠅，說不出來的窩囊和憋氣，心病不輕。
王欽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為了印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禪泰山，才能鎮(zhèn)撫四海，夸示外邦。”真宗聽了果然心動。而后，王欽若又告訴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行封禪之舉，那么怎么求得‘天瑞’呢?難道伏羲時真有所謂河圖洛書嗎?不過是圣人以神道設教罷了。天瑞雖非人力所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降祥瑞無異。”真宗又去問秘閣直學士杜稿：“河圖洛書是怎么回事?”杜稿隨口回答：“就是所謂‘龍馬負圖出于河、神龜負書出于洛’，其實都是古來即有的圣人設神道為教而已。”真宗聽了，心神領會，決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將以宰相王旦為首的一批官員買通，讓他們也心悅誠服地加入到這一劇情的演員行列中，那戲才會演得逼真。王欽若去轉達了真宗的有關“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強表示順從。不久，真宗召群臣歡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賓就座，知樞密院事陳堯叟、權三司使丁謂，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說：“今天只想和愛卿們樂樂，就不要講究君臣大禮了。”喝到高興當口，真宗命侍者給每人一個紅包，打開一看，都是大顆珍珠。真宗請大家繼續(xù)喝酒，說等會還有賞賜，席終果然還有良金重寶之賜。尤其是特賜給王旦御酒一樽，囑咐回家與妻兒共享。王旦回府打開一看，見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顆明珠，聯(lián)系到前些天王欽若傳達的“圣意”，頓然有所領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內侍來報說宮城左承門天南角發(fā)現(xiàn)像書卷一樣的黃帛有兩丈多長，黃帛上隱約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講了一個天方夜譚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來告，謂來月在正殿道場一個月，將降下《大中祥符》天書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設了道場，恐內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書想必是天書下降了。”王旦帶領群臣馬上稱賀，隨后真宗率領眾人來到左承天門，焚香望拜，讓內侍上城樓取下“天書”，由真宗跪受。“天書”上寫：“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當然是指真宗趙恒，可見真宗即位是天命所歸，且可傳“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書”收藏于金匱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為“大中祥符”，“大中”有萬事適中之意，“祥符”就是 “天瑞”。接著大赦罪犯，官員普加薪律，京城放假五天，公費歡宴慶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廟、宮觀，群臣也紛紛上表稱賀，一場鬧劇拉開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兗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稱天降祥符，萬民稱頌，請圣上封禪泰山，以報天地。真宗命朝臣討論此事，眾臣以為封禪泰山是帝王將自己統(tǒng)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禮，秦皇漢武都舉行過這一大典，大宋建立以來，國泰民安，豐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舉行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書”降于宮中功德閣，進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領文武百官、外來使臣、僧道耆壽等各界代表二萬四千余人伏闕上表，請求真宗封禪。這樣規(guī)模大代表廣的上請，竟達五次之多，這班老臣也的確配合默契。
真宗遂決定當年十月赴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曾問權三司使(財政大臣)丁謂經(jīng)費有無問題?丁謂回答：“大計有余。”這更堅定了真宗過封禪癮的決心。六月的一次朝會上，真宗又繼續(xù)演繹著上回那個故事說：“去年那位神人又托夢告知，將有‘天書’降于泰山。”果然，王欽若上奏說，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書”下降。于是群臣再紛紛上表稱賀，乞加尊號“崇文廣武儀天尊寶應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禪的輿論準備，可謂相當完滿。其他準備工作也正風風火火地進行著，如令匠人們專門制造了奉迎 “天書”使用的“玉輅”。
十月初四，以玉輅載天書為前導，趙恒在龐大的儀扈從下居中，文武百官緊隨其后，封禪隊伍浩浩蕩蕩向泰山進發(fā)了。大隊人馬走了十七天，才從京城來到泰山腳下。儀仗、士卒遍列山野，兩步一人，數(shù)步一旗，從山下一直排到山頂，其氣勢著實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趙恒在齋戒三天后，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在眾臣簇擁下，登上南天門，來到岱頂神廟。次日，舉行隆重而繁瑣的儀式，封祭昊天上帝及五方諸神，禮畢下山。再以同樣隆重的儀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覲壇，接受百官、外使和眾僧的朝賀，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員進秩，賜天下大酺三日，各地舉行公費宴慶。
這里順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門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馬嶺”，這里山重水復，峰回路轉，景色優(yōu)美。傳說宋真宗到泰山封禪，騎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馬。現(xiàn)有石坊一座，額刻“回馬嶺”三字。可是從歷史記錄來看，宋真宗并不是騎馬上山的，而是坐山轎上的山。泰山岱廟的《宋真宗封祀壇頌碑》記述：“上乃乘輕輿，陟絕嗽，躋日觀，出天門。”即乘坐山轎，攀盤道石階而上。而這“回馬嶺”，據(jù)說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認為應是唐玄宗封禪泰山的回馬之處，也有人認為應是漢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馬之處，不知哪個推斷的可信度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隊人馬還拐到曲阜謁拜了孔廟，加謚孔子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參觀了孔府，游覽了孔林，賜錢三百萬。以封禪禮成，詔改乾封縣為“奉符縣”。真宗還作《慶東封禮成詩》，令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開封，詔定“天書”下降京城之日為“天慶節(jié)”，“天書”降于泰山日為“天貺節(jié)”，命文臣將其封禪泰山之行編成《大中祥符封禪記》一書。封禪大典前后歷時五十七天，此后天下爭言符瑞，群臣也爭上表章，競獻贊頌之詞，舉國如癡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斷有符瑞吉兆像衛(wèi)星一樣放出來。如陜州報告說：“黃河自清”了，解州又發(fā)生“池鹽不種自生”的奇跡，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條山蒼龍谷發(fā)現(xiàn)了黃金護封的仙書《靈寶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懇請真宗到汾陰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員和各界代表三萬余人到京請愿，要求真宗親祀汾陰后土祠。真宗這時對制造大排場以抬高聲望的做法似乎已經(jīng)上癮，決定明年春天親祭汾陰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趙恒又率眾啟程，西祀后土的隊伍仍以“天書”為前導，經(jīng)洛陽，出潼關，沿黃河北上，直趨汾陰(今山西萬榮縣西南)。歷時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寶鼎奉祗宮，以封禪泰山的隆重禮儀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過黃河，折道向西，來到華山，補上拜謁祭祀西岳廟的禮儀。歸途中，又在洛陽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鞏縣(今屬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鬧騰了近七十天，這趟“西祀”比“東封”耗費更大。準備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宮、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貢錢物，動輒上萬人，幾十萬錢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書勸諫，真宗根本聽不進去。回來后，又是加官進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為諸岳冊封帝號，仍忙得不亦樂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繹上回的故事，還說那位神仙托夢，傳達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趙玄朗授你天書。”不久，這位先祖果然托夢告誡真宗：“要善為撫育蒼生。”真宗認下這位子虛烏有的先祖后，馬上出臺了一連串舉措：一是命天下為圣祖避諱;二是為圣祖上尊號，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靈宮，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規(guī)模僅次于太廟;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宮觀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縣天慶觀增建圣祖殿，官員上任和離職都必須拜謁;六是命宗正寺修訂皇室家譜，增入圣祖事跡。由是真宗帶頭撰寫《圣祖降臨記》，王欽若的《圣祖事跡》、盛度的《圣祖天源錄》等也紛紛出籠。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進京請愿，強烈要求真宗親謁亳州太清宮，拜祭老子。數(shù)天之中，群臣們也湊熱鬧，再次吁請。于是，真宗下詔，明年春天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號，命丁謂判亳州，籌措相關事宜。幾個月后，丁謂又稱瑞兆頻生，從亳州獻上靈芝三萬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覽這些靈芝。次年正月，仍以“天書”為前導，真宗率眾又浩浩蕩蕩地開赴亳州(今安徽亳縣)，在太清宮拜謁老子后，一個月后才回開封。
半年過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點子，宣布天帝的尊號為“太上開天執(zhí)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禮儀中，真宗在玉清宮向天帝正式奉上尊號，參加這一儀式的除文武百官外，還有少數(shù)民族領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國使者等。同時命令天下官員和百姓都須在家中設案焚香，向玉皇大天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檢查，民間“玉皇大帝”的稱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宮向玉皇大天帝獻上寶冊和龍服。全國各地也同日分設羅天大醮，以供民眾僧道燒香跪拜。這樣，將全國都卷入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熱迷信活動之中。
為了把以“天書”為中心的崇道活動搞得場面壯觀，從大中祥符元年開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國大興土木，營建宮觀。其中最大的玉清昭應宮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數(shù)萬工匠夜以繼日，用了七年多時間才竣工，并動用了全國最好的建筑物資，其宏大豪華之規(guī)模，超過秦之阿房和漢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國各州縣都必須建天慶觀，供奉三清玉皇，總數(shù)在千所以上。真宗還在壽丘(今山東曲阜境內)建景靈宮，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趙玄朗，又造太極觀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遠，真宗不便親致禮拜，就在京城也分別建造景靈宮和太極觀。
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書”也隨葬入陵，總算結束了長達15年的荒唐鬧劇。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這出自導自演的荒誕戲劇中，滿口胡話，神魂顛倒。當然還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這場戲演得如此生動鮮活。其中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和劉承規(guī)五位配角最為重要，他們相互勾結，行蹤詭秘，號稱“五鬼”，將朝政搞得烏煙瘴氣。然而各人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不同，王欽若為人奸巧，智數(shù)過人，膽大妄為，又懂道教，這出戲由他首創(chuàng)建議，作用最大。丁謂狡黠機敏，開始主要是推波助斕，后來居上累官宰相，成為真宗末年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計，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營造的財政大計，幾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積蓄都揮霍殆盡。劉承規(guī)是宦官，官居皇城使，當時偽造“天書”，多由皇城司奏報，或兼負責道具的制作。陳彭年擅長禮法，頗有學問，為東封西祀?yún)⒂唭x制，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天禧大禮，為天書儀衛(wèi)副使，負責鬧劇場景的設計。宰相王旦名為正直，且屢次立請封禪，冒稱眾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僧道、耆壽、外臣乃至大量人士、百姓都參與了進來，搞得舉國如癡如醉，進入瘋狂狀態(tài)。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動員起全國這么多的各階層人士，最后完成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誕鬧劇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參與作假?多少人明知“天書”等符瑞吉兆有假，卻依然崇信有加，癡狂不已?為什么此類文化現(xiàn)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歷史上能常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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