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時光機能回到商鞅那個時代,我相信商鞅是堅決不會背重農抑商的這口鍋。
因為重農抑商政策的發明者并非商鞅,發揚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選擇了一個重農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極致而已。
不過,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在周秦諸子之中仍相當普遍。
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這是司馬遷說的,更多是特指以末業為貧者之資,略近于今日所謂脫貧。
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后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門明顯指謂鄙賤之事。
古人善用對偶表述,這里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經商者類同于女性之倚門賣笑者;豈止是富而不尊,簡直就是雖富卻賤。
也就是說,貧寒者可以借末業致富,若立志要成為國家棟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漲一倍,朱元璋的時候是五十八人,到永樂年間,漲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漲到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歷年間漲到八萬多人。
到明末,則有一百多萬人。
那種量入為出的國家財政當然就不堪負擔了。
其實,造成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封閉式大陸的獨特地理環境。
中華民族的主體從遠古開始便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
先民勞動、生息、繁衍的這塊大陸,東臨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則是極其險峻的青藏高原。
在邁入文明門檻的前夕,在交通極不方便的條件下,這里是一片與世隔絕的天地。
在這樣的環境中主要從事原始農業經濟,這是認識中國由氏族社會發展成國家的基點。
重農抑商的原因在于,限制人口流動!我們知道,商人必須流動才能獲利,農業則守土重遷,且不說商人有錢后會形成力量,就是大量的相互流動,就能把各地的人串聯在一起,這對中央政府守內虛外,強干弱枝,對地方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利。
在古代商業是屬于無奈之舉,工業革命后大量的商品產生才促進的商業文明。
大凡是國富民強的國家,都是不用跋涉經商,自給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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