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伊朗向毗鄰伊拉克的邊境增兵，防止與分裂主義勢力有關聯者滲透入境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陸軍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爾11月25日說，伊朗向毗鄰伊拉克的邊境地區增兵，以防止與分裂主義勢力有關聯者滲透入境。伊朗塔斯尼姆通訊
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出土大批青銅器和其他文物，其中尤以巨大青銅編鐘聞名于世。此墓是戰國時代曾國國君名“乙”的墓葬。隨著大量珍貴陪葬品的出土面世，不但提高了古曾國的知名度，而且也帶給人們一個謎團。隨縣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隨國，在隨國的國境中怎么會出現曾國國君的墓葬?
曾侯乙墓是戰國初期曾(隨)國國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隨州市擂鼓墩。據考證，此墓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時期，于1978年發掘出土。墓呈“卜”字形，墓坑開鑿于紅礫巖中，為多邊形豎穴墓。南北16.5米，東西21米。內置木槨，槨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為夯土。整個墓葬分作東、中、北、西四室。東室置曾侯乙的木棺，雙重，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的神獸武士;中室放置隨葬的禮樂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車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歲左右，殉葬者為13～25歲的女性不等。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
但是關于曾國國君的墓穴為何會建在隨國的原因，學者們一直都在討論研究，說法見仁見智，各抒己見。但主要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為，隨國即是曾國。石泉在《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一文中認為，隨國即曾國，理由是隨國和曾國都是姬姓國，都是西周分封于江漢的諸姬姓國之一。而且從兩國的地望來看，也都是一致的。從宋代出土的曾國青銅器，到曾侯乙墓，都分布在隨棗走廊一帶，而且都是從南陽盆地遷入隨棗走廊的。因此，隨、曾一國。因為在古籍中，一國二名的記載很普遍。如河南附近的呂國又稱甫，山東附近的州國又稱淳于，楚稱荊，魏稱梁，比比皆是。所以，曾很可能就是隨，是一個國家兩種稱呼罷了。所以曾國國君的墓穴建在隨國也是在正常不過的了。
另一種說法認為，考古發現的曾國，顯然不同于文獻記載的隨國，倒很有可能是史籍上的繒國或鄫國。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國君墓葬不一定都會建在國都。許多小的諸侯國由于封地狹小，國君墓葬只能在國都附近。較大的諸侯國則有特定的國君墓地。如魯國國君墓地不在國都曲阜而在闞(距曲阜100多公里)。《史記秦始皇本紀》列舉秦的國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國都。曾侯乙墓在隨，未必就能說是隨地是曾的國都。很有可能是隨國被楚國滅掉后，曾國就由其他地方遷入隨地了，就此在這里建國利民。楊寬等人的《曾國之迷試探》、何光岳的《曾國考》等書中都堅持這一觀點。他們認為，曾國在西周時期已經和隨國是同時并存的了，說隨國就是曾國，實在是缺乏有力的依據。進而他們提出隨國是在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被楚國所滅，楚國把地處楚邊陲的曾國，從南陽遷入隨地，這樣隨地就有可能出現曾國國君的墓穴了。
關于曾侯乙墓為何建在隨地的說法是眾說紛紜，到底以何者為是呢?現在看來是難以定為一說的，這還有待于歷史學家的進一步考證才能為我們解答疑問。
毛文龍是明后期遼東戰爭中的重要人物。他于天啟元年(1621)以都司職受巡撫王化貞命，率兵約二百，船三艘，沿遼東半島沿海諸島收降遼東逃民。途中得知鎮江(今丹東)城守空虛，與鎮江中軍陳良策通款，良策夜擒守將佟養真以獻，毛文龍被授副總兵。后入朝鮮，復移駐位于鴨綠江口東南的平島(今椴島)，改名為皮島(又稱東江)，陸續招撫遼東流民數萬于島上，軍勢大增，成為聯絡朝鮮、騷擾后金的一支重要力量。由皮島就近可由陸路北上威脅時已成為后金首都的沈陽，可以牽制后金過遼河西攻寧遠、錦州、山海關，故朝廷亦倚重其師。崇禎二年(1629)六月，遼東督師袁崇煥數毛文龍十二大罪，請尚方劍斬其于雙島(今旅順附近)。同年十月，清兵自大安口入，直逼京師，時論多以為此乃毛文龍被殺后失卻牽制所致，加之袁崇煥受清反間，崇禎誤認其通敵，于十二月逮之下獄。
對毛文龍的評價在其生前就莫衷一是。由于他投靠魏忠賢，天啟間朝論多贊之。崇禎登基后，彈劾紛起，指責他虛功冒餉，跋扈不臣，毛文龍上疏抗辯，朝臣中也有人為他辯護，如兵部屯田司主事徐爾一就愿以三子一孫保毛文龍忠直。(1)毛文龍被斬，“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2)朝中多快之。至清兵入大安口，威逼京師，輿論又多認為若毛文龍在，必能躡后牽制，清兵斷不敢千里奔襲，漸以文龍死為冤。
袁崇煥被逮后此論益堅，多以為袁崇煥為踐五年復遼之誓，暗與后金議和，后金約以誅毛文龍后即退兵，袁崇煥由此上當。此論于當時及清初頗為盛行，談遷《國榷》即主此說。
《明史》于毛文龍頗多指責，但對其被殺亦稍以為冤。
《遼海丹忠錄》與《鎮海春秋》兩部時事小說正作于袁崇煥被逮后，輿論偏向毛文龍之際。兩書都把毛文龍看作是明廷海上城，把他塑造成集忠、勇、智于一身的一代名將，認為袁崇煥出于私人利益，為實現與后金的和約而殺了他，后金兵入大安口正是毛文龍被殺后的惡果，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為毛文龍辯冤。弄清毛文龍的歷史真相，于正確評價這兩部小說及深入探討特定條件下作者的心態及創作方法至關重要。
吳晗曾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史料》，其與《滿文老檔》為研究者提供了傳統史料之外的新的資料。這些資料顯示，毛文龍在皮島可謂劣跡斑斑，其惡與《明史》所載袁崇煥斬毛文龍時數其十二大罪大致相合。概而言之，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一、投靠魏忠賢;
二、獨霸一方，不受節制;
三、虛功冒餉;
四、自為盜寇;
五、威逼朝鮮;
六、私通外番。除私通外番外，對其他幾方面研究界異議不多，這里就私通外番略作說明。
《滿文老檔》載有七份毛文龍與后金書信，研究者視為毛文龍通敵的鐵證。毛文龍通敵為不移之論，(3)但有幾個問題需要細審：一、他通敵的目的不是投降而是擴大自己的勢力，妄圖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二、由此，他與后金有一定的利益沖突，時有襲擊后金后方，殺良冒功之舉。三、關于袁崇煥是否因發覺毛文龍通敵而斬之，《滿文老檔》、《李朝實錄》所反映的情況與《明史》不盡一致。前者表明，明朝駐朝鮮使臣曾接到密報，金使可可孤山被帶到北京后亦曾泄密，明廷是了解實情的，袁崇煥殺毛文龍的動因也是劉興祚的直接告密。但《明史 袁崇煥傳》在數毛文龍十二大罪中，有“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外番”之條，此罪列第五，并非首罪，審其意，私通外番之實為擅開馬市，非降敵叛國。
《滿文老檔》的發現在《明史》修成之后，修史者或未掌握這一情況。毛文龍被誅后劉興祚(劉愛塔)被袁崇煥任命為四協統領之一，劉以一新降之將(劉逃至皮島在崇禎元年九月)而受重用，非有大功不可，其向袁崇煥告密或實有之。四、崇禎二年(1629)十月后金兵入大安口，到底是不是毛文龍被殺后失卻牽制所致，目前研究者尚未有明確結論，這關系到揆理度勢，毛文龍即使有通敵跡象，當時該不該殺的問題。《明史 袁崇煥傳》認為文龍伏誅后，餉銀雖增，“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又曰：“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頗以文龍伏誅為后金兵入侵的前因。毛文龍把與后金的通款付諸實踐的到底有多少，在通敵的同時還有沒有牽制之力，尚需探討。
毛文龍在皮島所為，《明史 袁崇煥傳》的評價大體恰當：“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式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衄，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當然，他雖劣跡斑斑，也不必全盤否定，周文郁《邊事小記 毛大將軍紀略》謂毛文龍“顧丙寅(天啟六年，1626)以前，則功浮于過也”，丁卯(天啟七年，1627)燈節前，后金攻鐵山，文龍幸免，“奴復破
朝鮮黃海等四道，自是知龍不能大有為，龍意氣亦從此盡滅，凡諸情事，不無虛飾。自丁卯后，則其過浮于功也。總之，其人不學無術，且不置一正人于左右，雄視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談，不識忌諱，其跡固有可誅者，惟是赤手創東島，不二三年間，有眾數萬，招搖偷劫，亦自成其一種伎倆，設當日姑且置之，未輒有害。”周文郁為袁崇煥部將，對袁被逮殺頗以為冤，為時論中不多見者，但觀“設當日姑且置之，未輒有害”之論，雖以袁為冤但不以殺毛為快，則態度尚屬客觀，他雖不知毛文龍通敵之情，但劃其功過于前后兩段仍有可取之處。
我們再看小說所寫。《遼海丹忠錄》為毛文龍辯冤的態度十分明顯，常針對“誣陷”展開情節和發表議論。創作方法上與《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類似，回目下標明起訖時間、奏疏、戰利品數等史料較多，史傳色彩較濃。《鎮海春秋》史傳色彩略淡，小說成分增加，多推測、點綴類描寫。不過兩書都旨在歌頌毛文龍，在史料與藝術的處理上基本相同，這里擇其大要，具體看一下小說是如何把毛文龍塑造成一位抗敵英雄及其與史實的反差。
一是對功績的夸大與渲染。毛文龍白手創皮島并以之為據點，曾多次襲擊后金，也取得了一些勝利，這些勝利成為小說鋪排的重點。
鎮江之役可謂毛文龍初出茅廬第一功，由是役而授副總兵，奠定了他以后軍事生涯的基礎。《遼海丹忠錄》所述戰斗經過與《邊事小紀》所載大體相同，唯寫毛文龍率兵攻鎮江與史不符，實際是陳良策自擒佟養真以獻，后發現文龍船僅三只。小說渲染戰斗過程，認為乃以少勝多、氣奪敵膽的夜襲奇功。此役于遼東屢敗之余自然鼓舞人心，但過早暴露目標，破壞了熊廷弼三方布置策略，“王化貞自謂發蹤奇功”，而熊廷弼視為“奇禍”。(4)
后努爾哈赤派兵鎮壓，民人遭屠，損失慘重，當時即有人非之小說第十四回載：“鎮江復陷，有人道毛文龍貪功生事，貽害一城。”但作者堅持認為其勢足以奪敵膽，引葉向高、董思白褒文龍疏，為其頌功。總之，小說于此役過程描寫尚屬客觀，評價則有偏頗，然亦時論之一種。
鎮江之役后，毛文龍躲于朝鮮義州之宣川。天啟元年十二月，后金軍暗渡鴨綠江，偷襲毛文龍部，“賊兵如飆至風過，奄至林畔，文龍脫冠服混兵士中僅免……賊亂斫，文龍手下漢人皆延頸待戮。”(5)朝鮮備邊司議此役曰：“毛將所為，不思甚矣。賊沖宣川，不過數百騎，曾不能發一箭，駢首就戮。”(6)《遼海丹忠錄》于此敗績尚未否定，但述毛文龍與家丁“無不以一當百，殺死奴兵數百。”奴兵追于后，他反身沖向奴兵大隊，“將為首的砍死了百數”，又從后掩殺，后換穿家丁王鎬衣冠逃脫，于敗中猶見勇武形象。《鎮海春秋》第十回述此戰，毛文龍脫險更具傳奇色彩，言奴兵二萬來圍，部將丁文禮、劉可伸先后假冒毛文龍被殺，逃至林畔地方，五千南兵(明朝軍隊)至，殺奴兵二千有余，以五千人殺退二萬人結束。兩書對林畔之役的規模都作了夸大，都把毛兵說的英勇善戰，與朝鮮方面的記載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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