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為民服務(wù)落到實處（新時代新征程新偉業(yè)·二十大代表這樣帶頭干）
一場雪過后，北方氣溫驟降。一大早，黨的二十大代表、遼寧省遼陽市公安局宏偉分局政委劉娜搓著凍紅的雙手，快步走進宏偉區(qū)的化工治安派出所。見到所長王立海和宏
清朝沒有國旗，只有象征皇權(quán)統(tǒng)治的黃龍旗，而且是三角形的。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外交住日益增多，1889年5月，有個叫張蔭桓的大臣，要出使國外，請朝延定長方形黃色龍旗為國旗，這樣龍旗成為清朝的國旗。中華民國成立時，臨時參議院決議用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到后來為什么又換成青天白日旗呢?這里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1895年，興中會決定在廣州發(fā)動起義，會員陸?zhàn)〇|設(shè)計了青天白日旗作為起義軍之旗，旗底為藍色，以示青天，旗中置白日，有白光芒十二道?因廣州起義失敗，陸?zhàn)〇|死于是役，該旗未能使用。1900年孫中山在惠州三洲田起義時，第一次打出青天白日旗為標幟。其后，興中會骨干尤列在南洋創(chuàng)立中和堂，各會所均懸青天白日旗。當時旗上所列叉光多寡不一。后經(jīng)孫中山解釋：叉光代表干支之數(shù)，應(yīng)排做十二，以代十二個時辰，從此成為定制。
同盟會成立后，孫中山在青天白日旗上加紅地，改成紅、藍、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愛之真意，想以此旗作為革命軍國旗圖樣式。黃興認為，青天白日旗的形式不美觀，以太陽為標志，是效法日本國旗。于是設(shè)計了井字旗，表示平均地權(quán)之意，但被孫中山否定。
1907年的潮州、黃崗、七女湖、欽州防城、廣西鎮(zhèn)南關(guān)等起義，以及1908年欽州馬篤山、云南河口起義，和1901年?1911年4月廣州諸役中，革命黨均打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反清的象征。
1911年5月，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領(lǐng)導(dǎo)人劉公、孫武等聯(lián)合文學(xué)社，積極籌備反清起義，繪制了十八星旗，以備起義使用?紅地和紅、黃、藍、白、黑九星象征“鐵血”，說明革命必須使用武力，以熱血“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在紅、黃、藍、白、黑九角星內(nèi)，外角上共有十八顆金黃色的圓星，代表關(guān)內(nèi)十八個行省;黃色代表黃帝子孫，意味著這是一次民族大團結(jié)的革命，同時秘密制作了星旗。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共進會機關(guān)內(nèi)裝制炸彈，不慎爆炸，俄國巡捕趕來搜查，將革命黨人的有關(guān)文件、書信和起義者名單等統(tǒng)統(tǒng)抄去。當天晚上，武昌小朝街總部被軍警搜查，革命黨人彭楚藩被捕，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出逃。消息傳來，為了不坐以待斃，新軍工程營的革命黨人在10日凌晨，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他們在裁縫店找到兩面十八星旗，將其懸掛在閱馬廠湖北軍政府門前。很快，十八星旗便成為辛亥革命的象征。武昌起義后，全國各省紛紛響應(yīng)。當時各省所用旗幟共有四種：
(一)湖北軍政府、湖南軍政府(焦達峰)為共進會的十八星旗，即武漢旗。
(二)上海、江蘇為五色旗。11月3日，同盟會會員陳其美和光復(fù)會會員李燮和率領(lǐng)商團、學(xué)生、敢死隊和部分軍警在上海舉事，進攻江南制造局。4日，上海光復(fù)，李燮和被推為臨時總司令。有人掛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以示慶祝。2月2日，南京被江浙聯(lián)軍克復(fù)。上海一部分人建議，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作為光復(fù)旗，并通函全國。不久，上海、南京等長江下游地區(qū)皆懸掛五色旗，作為新政權(quán)的象征。
(三)廣東軍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11月9日，廣東宣告獨立。同盟會領(lǐng)導(dǎo)人之一胡漢民就任廣東都督，在全城懸掛起孫中山制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四)陳炯明在惠州舉兵時，使用了井字旗。當時，除了北方少數(shù)省還懸掛大龍旗外，武漢旗十八星旗、上海、南京五色旗和廣東青天白日旗成為革命旗幟的主流。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自滬抵寧，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月10日，臨時參議院決議，以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取紅、黃、藍、白、黑五色，代表漢、滿、蒙、藏、回五族共和之意，請孫大總統(tǒng)頒行全國。1月12日，孫中山復(fù)函臨時參議院，認為用五色旗作為國旗有三點不妥：(一)清國舊例，以五色旗作為海軍一、二品大官之旗。今廢清國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體。(二)五色旗的用意為五大民族，但用顏色代替，取意不準確，譬如用黃色代表滿族。(三)既然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因此，孫中山認為，從旗幟的歷史、旗幟的取意和旗幟的美觀而論，用青天白日旗為宜。更何況其時獨立各省所用之旗有十八星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三種，用其一必廢其二，所以不能遽付頒行。待清廷覆亡，民選國會成立后，再將國旗問題交國民公決。
在此期間，外交上發(fā)生了兩件大事，皆與五色旗有關(guān)。一是荷屬八達維亞爪哇島泅水埠(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華僑，得知清帝遜位，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后，歡喜異常，升起五色旗并燃放鞭炮進行慶祝，遭到殖民當局的無理鎮(zhèn)壓，當場被荷警開槍打死三人，打傷十多人，拘捕數(shù)十人。不久，華僑致電南京臨時政府，請求保護。
孫中山就荷屬爪哇殖民當局迫害華僑事件，召集南京臨時政府內(nèi)閣開會，議決照會荷蘭政府，提出：(一)限三日內(nèi)釋放被捕者;(二)賠償財產(chǎn)損失;(三)被害者之賠償;(四)恢復(fù)人權(quán)，與歐僑、日僑一律看待，并限一星期內(nèi)答復(fù)。否則將禁止通商，不準民國懸有菏蘭國旗。荷蘭政府外交部復(fù)照駐荷蘭臨時外交代表劉鏡人，就爪哇殖民當局侮辱五色國旗，暴虐華僑事件強行詭辯，竟胡說“不應(yīng)將改建國體事通告華僑”。
另是駐日本公使汪大燮向日本政府通報中華民國成立，以五色旗為國旗后，2月24日，在日本神戶、大阪等地，當?shù)厝A僑在中華會館召開中華民國共和祝賀會，當晚，舉著五色旗，提燈游行慶祝時，也發(fā)生日警毀旗拘捕華僑和留學(xué)生事件。
這些外交事件表明：五色旗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國際上已成為既定事實，有了一定的影響。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4月5日，臨時參議院遷往北京。5月6日，臨時參議院討論國旗統(tǒng)一案。以蔡元培為代表的革命黨議員們，堅持用青天白日旗作為國旗，湖北省的議員則認為，十八星旗與辛亥革命有密切關(guān)系，應(yīng)以此為國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但有人反對說：十八星旗代表獨立的十八行省，不包括內(nèi)外蒙古、東三省、新疆、青海、西藏。現(xiàn)在約法規(guī)定：民國分26個區(qū)域，是不是要改十八星為二十六星?可見，用十八星旗是不合適的。最后江蘇都督程德全提出一個折中方案：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代表漢、滿、蒙、藏、回五族，作為中華民國國旗，以十八星旗作為陸軍旗，以同盟會青天白日旗作為海軍旗。此方案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等革命黨流亡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在頒發(fā)的黨證及委任狀上，均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青天白日旗為黨旗，交加于上。1916年，在“護國運動”期間，起義于山東濰縣和廣東各地的中華革命軍，都打出青天白日旗作為標志。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時，宣布廢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規(guī)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和軍旗。為了推翻北京政府，孫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營。1922年1月1日，在大本營所在地舉行隆重的升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典禮。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重組大元帥府，孫中山就職之日，正式舉行閱兵授旗禮，青天白日旗重新飄揚在廣州上空。1924年10月，孫中山北上途經(jīng)香港時，軍艦上懸掛著青天白日旗，港英當局遣人上艦交涉說：“如改懸五色旗，當以禮接待。”孫中山不予理睬。1925年7月1日，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軍事委員會“告諸將士文”中，號召“吾同志和軍人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一致團結(jié)”，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1928年北伐成功后，東北易幟。“青天白日”旗統(tǒng)一南北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平淪陷。12月14日，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成立了以王克敏為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開恢復(fù)五色旗為“國旗”。1938年3月27日，在南京國民政府所在地，漢奸梁鴻志也升起了五色旗，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逃離戰(zhàn)時陪都重慶，公開投敵。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他合并了南北兩個漢奸偽政權(quán)，著手組織汪偽中央政府。他打起“繼承中華民國法統(tǒng)”的旗號，規(guī)定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但汪精衛(wèi)提出的國旗方案，卻不被日本主子認可。最后，汪精衛(wèi)同意，在青天白日旗旁邊再加上一個黃布條，上寫“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當時南京及全國的國統(tǒng)區(qū)又在蔣介石的青天白日旗統(tǒng)治下。在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經(jīng)過三年浴血奮戰(zhàn)，于1949年4月23日終于解放了南京，第三十五軍沖進總統(tǒng)府，降下了象征蔣介石統(tǒng)治的青天白日旗，推翻了國民黨政權(quán)。在同年9月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討論了新的國旗和國徽。最后，一致通過以五星紅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象征全國人民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大團結(jié)。
至此，五星紅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旗，正式成為國旗。
1931年7月23日，上海火車站發(fā)生了一起激烈的槍戰(zhàn)，殺手是著名的暗殺大王王亞樵，刺殺對象是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槍林彈雨中，宋子文奇跡般地毫發(fā)無損，而他的秘書唐腴臚卻死于非命。王亞樵與宋子文有何過節(jié)?為什么一定要致宋于死命呢?
王亞樵，字九光，1887年生于安徽合肥。其父王蔭堂一身兼二職，經(jīng)營一家棺材鋪，專掙死人的錢。同時也開著一爿藥鋪，干著懸壺濟世、救人性命的營生。王亞樵受家庭的影響，從小對殺惡人和救窮人有一種偏好，青年時代便養(yǎng)成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氣，靠著五十把利斧起家，在刀光血影中名聲越來越大，成為上世紀30年代著名的斧頭幫老大和暗殺大王，是一位令蔣介石和戴笠心驚膽戰(zhàn)的危險人物。
暗殺宋子文的原因還要從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與汪精衛(wèi)的廣州國民政府的矛盾說起。
1931年2月，蔣介石軟禁了西南派領(lǐng)袖胡漢民。5月27日，反蔣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和監(jiān)察委員會非常會議，議決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推舉汪精衛(wèi)、唐紹儀、陳濟棠、李宗仁、孫科等十七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汪精衛(wèi)、鄧澤如、鄒魯、孫科、李文范等五人為常務(wù)委員，輪流擔任國務(wù)會議主席。同時成立廣東軍事委員會，將粵桂兩省軍隊分組為國民革命軍第一、第四兩集團軍，陳兵湘境，叫嚷要發(fā)兵討伐蔣介石。與此同時，胡漢民的親家林煥庭帶著二十萬大洋到上海，找到上海灘斧頭黨的龍頭老大王亞樵，將現(xiàn)金支票往王亞樵面前一拍，請其殺一個“仇家”。
王亞樵問：“不知先生的仇人是誰?”林煥庭用手指蘸著茶水寫了一個“蔣”字，王亞樵微微一笑：“原來是‘草頭王’，我正看他不順眼呢。”
常言道：拿人錢財，給人消災(zāi)。王亞樵當即成立了行動小組。把暗殺“草頭王”的任務(wù)交給華克之與鄭抱真。
6月4日，“斧頭黨”在南京的聯(lián)絡(luò)處得到蔣介石赴廬山的情報。機不可失，華克之帶著助手成誠等人喬裝成游客，直奔廬山，他們秘密偵察了蔣介石的行蹤和警衛(wèi)情況。
王亞樵絞盡腦汁，想了一個密運武器之策。他買來十多只金華火腿，用刀劃開，將中間挖空，把數(shù)只手槍拆散，用油紙將零件及子彈包好，分別放進火腿之中，再用針線將火腿縫好，涂上一層鹽。然后，令其妹妹王亞瑛和其表弟媳劉小蓮化裝成闊太太的模樣，兩個槍手裝扮成隨從，從容地通過上海碼頭嚴密的檢查，登上開往漢口的輪船。當她們到達九江后，雇了兩頂轎子，又大搖大擺地通過了沿途嚴密的盤查，到達牯嶺，將火腿送到華克之等下榻的“廬山新旅社”。
6月14日上午，天朗氣清，蔣介石坐滑竿出了美廬別墅，外出散心。他的衛(wèi)隊和外勤警衛(wèi)人員都像獵犬一樣，瞪大眼睛，四下搜尋。當他們行進到一片蔥翠的竹林時，王亞樵的一名刺客正在附近，見這是一個極好的下手機會，來不及與同伴聯(lián)絡(luò)，便摘下草帽，取出藏在其中的左輪手槍。正在這時，蔣介石的衛(wèi)隊長蔣孝先眼明手快，大喊一聲：“危險!”一把將蔣介石從滑竿上拉下。“啪——”隨著一聲清脆的槍聲，子彈貼著蔣介石的光頭飛過。頓時，槍聲大作，蔣介石的衛(wèi)隊紛紛開槍還擊，將刺客打成了“馬蜂窩”。槍聲一響，華克之等知道事情敗露，帶著人立即撤離廬山。
廬山刺蔣行動失敗后，王亞樵、華克之等準備再尋機會下手，但由于已經(jīng)打草驚蛇，蔣介石出入更加戒備森嚴，無從下手。廣東方面認為，倒蔣必先去宋!蔣介石要討伐西南反蔣派，靠的是宋子文的財政支持，殺宋對蔣介石來說是亂其經(jīng)濟組織，等于釜底抽薪。如果得手，蔣介石必敗無疑，可以不戰(zhàn)而勝。于是，廣東方面再次派人與王亞樵聯(lián)絡(luò)，將暗殺的目標定在宋子文身上。
王亞樵暗中布置人手，調(diào)查宋子文的行蹤并秘密買通了在財政部上班的一名職員，了解到每逢星期六，宋子文可能回上海的信息。
7月22日下午，王亞樵突然接到鄭抱真從南京發(fā)來的加急電報：“康叔于今晚由南京乘夜車來滬，明晨準到，望迎勿誤。”康叔不是別人，正是王亞樵給宋子文起的代號。
王亞樵興奮不已，立即進行部署：行動組成員分成三路，組成三道狙擊線，諒宋子文插翅難逃。王亞樵發(fā)給行動小組成員每人一把手槍、十粒子彈和一枚煙幕彈，王本人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家旅館三樓臨街的一間客房為聯(lián)絡(luò)點，親自觀察和坐鎮(zhèn)指揮。
7月23日晨，就在列車到達上海前的15分鐘，站內(nèi)突然來了一隊警察，將月臺上的閑雜人等統(tǒng)統(tǒng)清除干凈。原來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也坐這趟車來上海，上海警察局接到通知，于是布置警戒。華克之、孫鳳鳴等人無法在月臺上動手，急忙向候車室埋伏的第二小組發(fā)出動手信號。
7時整，從南京方向開來的藍鋼快車隆隆駛進北站。當熙熙攘攘的大批旅客陸續(xù)涌出車站后，在列車尾部專門為宋子文準備的豪華車廂門打開了，兩名衛(wèi)士先跳下車來。隨后出現(xiàn)在車門前的是宋子文的機要秘書唐腴臚，他身穿白色亞麻西裝，頭戴白色硬殼太陽帽，左腋下夾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緊隨他身后的是同樣穿著白色西裝，頭戴白色硬殼太陽帽的宋子文，最后下來的又是四名背著盒子槍的衛(wèi)士。
當宋子文一行穿過長長的月臺，經(jīng)過車站東大樓，向出站口走去時，預(yù)伏在大樓樓柱后面第二狙擊組的劉剛等人突然躍出，四五把槍同時從兩側(cè)向他們開火。走在前面的唐腴臚猝不及防，當即中槍。只聽見他“啊”的一聲慘叫，便倒了下來，其左肋、右腹、右臂等多處受傷，白色的西裝滿是鮮血。唐腴臚是上海人，家庭富裕，他的父親唐乃安原籍浙江金華，是個買辦商人。唐腴臚畢業(yè)于美國哈佛大學(xué)，畢業(yè)后曾擔任馮玉祥的秘書、上海英文大陸報主筆、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的秘書，1930年擔任財政部長宋子文的機要秘書，深得宋子文的信任。1931年5月，唐腴臚與原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閩的女兒舉行婚禮，愛巢安在上海。
槍響之后，宋子文第一個動作是把在灰暗的車站里十分顯眼的白色硬殼太陽帽甩掉，然后拼命跑進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瑟瑟發(fā)抖。宋子文的衛(wèi)兵也清醒過來，紛紛拔槍還擊，子彈橫飛，火星飛濺，整個車站大廳都彌漫著刺鼻的硝煙味。華克之的第一小組也趕來參戰(zhàn)，槍聲四起。混亂的旅客喊叫著、擁擠著，拼命向站外逃命，秩序大亂。槍戰(zhàn)持續(xù)了大約有數(shù)分鐘，警笛聲由遠而近，大隊警察趕來增援。宋子文在衛(wèi)士和警察的保護下，快步登上候車大廳的三樓，脫離險境。華克之等不敢戀戰(zhàn)，扔出煙幕彈，在白煙的掩護下，全體行動隊員迅速撤離現(xiàn)場。
唐腴臚當即被送進醫(yī)院，動了手術(shù)。由于傷勢太重，是日中午11時30分謝世，終年32歲。宋子文為其治喪，而宋母倪桂珍恰在這時病逝，《申報》頭版頭條并列著兩條以宋子文名義刊登的訃告。在唐腴臚治喪人員名單中，有王賡和徐志摩兩人的名字。
王亞樵誤以為打死了宋子文，正在彈冠相慶之際，忽見報端刊出唐腴臚殞命的消息，才知道誤中副車，遂懊悔不已。王亞樵自嘲說：“我們已經(jīng)盡了力。古人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宋子文福大命大，沒有辦法。”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王亞樵再次謀劃了刺殺蔣介石的行動。由華克之、孫鳳鳴等登記了一個晨光通訊社，孫鳳鳴假扮記者混入會場，趁全體代表照相之時，乘機下手刺殺蔣介石。由于蔣介石見會場混亂，臨時決定不去照相，而汪精衛(wèi)代替蔣介石挨了兩槍，還是誤中副車。盛怒之下的蔣介石令戴笠限期破案，戴笠手下通過王的小老婆，終于查到王亞樵在廣西梧州的線索。1936年12月20日，軍統(tǒng)特務(wù)將王亞樵刺殺，這才了卻蔣介石、宋子文的一樁心頭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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