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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和劉備，真的有機會一統天下嗎？
情緒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有人英雄一世，最后沒有敗給敵人，卻被自己的情緒打敗了。劉備，一個胸懷韜略，志向遠大的君主，匯聚天下文臣武將，在建立蜀國后，本可有機會一統天下，完成心愿的時候，卻陰溝翻船，不得善終，結果讓人唏噓。然而歷史上極其詭異的一幕是被譽為智慧象征的無所不能的諸葛亮對此卻束手無策，甚至在劉備被陸遜火燒連營后感嘆說，如果法正在，結果恐怕不至于如此。我們先看故事。
蜀漢章武元年(221年)，劉備為報吳奪荊州、關羽被殺之仇，率大軍攻吳。吳將陸遜為避其鋒，堅守不戰，雙方成對峙之勢。蜀軍遠征，補給困難，又不能速戰速決，加上入夏以后天氣炎熱，以致銳氣漸失，士氣低落。劉備為舒緩軍士酷熱之苦，命蜀軍在山林中安營扎寨以避暑熱。陸遜看準時機，命士兵每人帶一把茅草，到達蜀軍營壘時邊放火邊猛攻。蜀軍營寨的木柵和周圍的林木為易燃之物，火勢迅速在各營漫延。蜀軍大亂，被吳軍連破四十余營。陸遜火燒連營的成功，決定了猇亭之戰蜀敗吳勝的結果，
劉備才逃到了白帝城。這一場大戰，蜀軍幾乎全軍覆沒，船只、器械和軍用物資，全部被吳軍繳獲。歷史上把這場戰爭稱作“猇亭之戰”，也叫“彝陵之戰”。劉備失敗之后，又悔又恨，說：“我竟被陸遜打敗，這豈不是天意嗎？”過了不久，他在永安病故了。
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就此隕落退出了歷史舞臺，在唏噓之余，我們是否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總所周知，劉備給人的印象一直是溫和，隱忍的形象，卻為何落的晚節不保呢？有人說是因為他講義氣，為關羽報仇，也有人說他是萬不得已，都有一定道理，但這并非說明情況，或許真實原因是，他被情緒這個惡魔給吞噬了。
鬼谷子當然不會告訴我們如何控制情緒，縱橫學不是成功學，但是鬼谷子卻給告訴我們，如何去利用他人的情緒而我們的游說。從東吳后期的策略看來，其實掐準劉備心思的人并非諸葛亮，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孫權和陸遜。在兵法里說到驕兵必敗的道理，劉備之所以選擇戰爭，是因為他認為他的實力足以給東吳沉重的打擊，可惜歷史智慧導演人生，悲劇還是喜劇，還是要看歷史如何導演。
其實戰爭和游說一樣，前提是要看自己有幾斤幾兩，然后再發動戰爭也不遲。鬼谷子說量權是什么？就是揣度實力大小，謀劃勝算如何（諸葛亮都沒有加入戰爭），若對局勢衡量不準，就獲不到強弱輕重的比較；若對諸侯情況揣度不準，就撐握不到暗地的變化。何為量權？一般有十個方面：一是度國土大小，兵力多少，財貨有無，人口多少，富裕還是貪乏，富者與窮者各有多少；二辯各國地利，哪處與己有利，哪處與己有害；三析各國策略謀劃，誰更勝一籌；四量君臣親疏關系，賢德者是誰，不肖者是誰；五看各諸侯賓客，良才與庸才各有多少；六察各諸候的命運福禍，誰吉利，誰兇險；七察諸侯友誼，誰可以利用，誰不可利用；八斷各國百姓人心向背，哪國安定，哪國危機潛伏；九察百姓擁護誰，厭惡誰；十度不順從的勢力，哪些要提防，哪些可聯合。若能將上述了解清楚，便達到了量權的要求，就是揣的最高境界了。
揣情，就是在對方最高興時加大他們的欲望。他們既然有欲望，就無法掩飾實情；又必須在對方最恐懼時去加重他們的恐懼，他們既然有害怕的心理，也不可能隱瞞住，情欲必然隨事態的發展變化流露出來。對那些已經受到感動，仍不見有異常變化之人，就要改變游說對象，不要再對他說什么了，而應改向他所親近的人去游說，這樣就可以從側面知道他安然不為所動的原因。那些感情從內部發生變化的人，必會通過形態顯現于外表。因此，我們常通過外象，來了解那些隱藏于內的實情。此即是“測深揣情”。所以謀劃國家大事的時候要認真量權，游說諸侯的時候，要認真揣情。
劉備之所以失敗并非兵馬不強，并非人心不齊，并非謀劃失策，關鍵在于其被情緒所控制，結果煩了低級錯誤，還記得赤壁之戰，曹操驕傲而敗，而劉備同樣被一把火給燒的前功盡棄，這把火不僅是陸遜的明火，而是劉備心中的怒火。因火而失去理智，所以我們再看待鬼谷子的時候，一方面要學習利用他人情緒，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自己不要被情緒左右。
在古代社會，宰相是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宋代以前宰相地位頗為尊榮。但有宋一代相權卻削弱很多，同時又出現過不少權相，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現象。
一、趙宋相權去哪兒了?
唐代本設有三個中央機構(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實為宰相，掌管國家最高權力。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書省在皇宮里單獨取旨，稱政事堂;門下尚書兩省都移在皇宮之外，兩省長官不再預聞最高命令。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較之唐代，宋代的相權由此在五個方面產生了弱化——
1首先是決策權的弱化
據《續資治通鑒·宋紀一》記載：“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及(范)質等為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跡，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
在唐代，所有決策均出自中書門下兩省，中書省“定旨出命”，門下省審議副署;必要時三省召開聯席會議，共同商議決斷。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實際上由宰相擬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權或拍板權而已。
自宋太祖以后，不僅廢止宰相“坐以論道”的禮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動決策權。凡事，宰相只是先寫一刮子，提出幾項意見，或擬出幾條辦法，呈送皇帝決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見正式擬旨，這便是“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宰相再不能主動決策，只是遵命于皇帝。
2其次是軍事權的弱化
宋初，宰相的軍事權曾被剝奪。涉及軍事問題，皇帝只與密樞院長官商議，宰相無權過問。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知制誥田錫上奏指出：“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圣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札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也，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長編》卷30)
可見，田錫對宰相無權過問軍事頗不以為然。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舉入侵。真宗沒有太祖運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統帥能力，對付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他需要二府之間的緊密協調，因此，“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長編》卷57)
面臨戰爭威嚇，真宗被迫承認宰相“總文武大政”的職權。此后，宰相雖然過問軍事，但主導權仍在樞密院。
3再次是財政權的弱化
宋代的財政，由三個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財政長官，不受宰相節制，直接對皇帝負責。所謂三司，即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
在唐代，司是屬于尚書六部下面的二級機構(司局級)，接受六部尚書(部長)的領導。必要時，宰相也會兼領戶部一個司，如鹽鐵、度支之類，以便直接掌管財政大權。
而宋代，三司地位大為提高，獨立掌管全國的財政，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職權。王安石實行變法，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將戶部、鹽鐵、度支三個衙門重新整合起來，統一到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里，欲讓財政大權回到宰相手中。
但是，司馬光等人極力反對，認為財政應該由三司管，三司失職，可以換人，兩府不得侵其事。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制置三司條例司也被廢止。
4再是人事權的弱化
歷來官府用人，本應隸屬于宰相職權范圍之內。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這是宰相管轄之吏部的事。
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設考課院。考課亦即銓敘，對官員進行綜合考評。考課院后來更名為審官院，又分為東西兩院，東院負責選用文官，西院負責選用武官。此外，還設置三班院，專門管理內廷供奉及殿直官。
這樣的人事制度安排，導致機構繁雜，政出多門，同時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權。
5最后是諫議權的弱化
在唐代，臺諫均為監察官。臺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其職責是監督宰相及百官，約束行政權力;諫官指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其職責是專門諷諫皇帝，糾繩皇帝的過失。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監察機構諫院，將原本隸屬于門下省的諫官分離出來。從此以后，諫官不再是宰相下屬，宰相無權任用諫官，所有臺官諫官均由皇帝任命。
設立諫官的初衷就是在于糾繩皇帝，而不是糾繩宰相，所謂“諫”是針對皇帝而言的。而讓諫官脫離門下省，不再隸屬宰相，反過來糾繩宰相，這樣就剝奪了宰相通過諫官向皇帝進行規諫的權利。
總之，宋代的相權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質等人主動做出讓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熱衷于集權。這無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權力過大，動搖皇帝權威，甚至覬覦皇位。權力這東西也是守恒的，相權被削弱，皇權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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