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給卡塔爾找茬，背后打什么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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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是皇帝行使權力的福地，但絕不是禁錮皇帝的牢籠，作為全天下最有權勢的人，皇帝有權作任何事，而最能體現皇帝權力的莫過于對出入宮城的自由選擇。于是，皇帝找到了暫時離開宮廷的理由，那就是去民間檢查百姓對皇帝權威的認同程度。皇帝要去民間檢視自己的威嚴，可是，誰來替皇帝守住紫禁城的威嚴呢?
皇帝是“天子”，但也生在凡間，站在權力的頂峰，除了感受到“一覽眾山小”的暢快淋漓外，還會有“高處不勝寒”的落寞吧。所以有時，皇帝也需要暫時離開莊嚴肅重的紫禁城，去呼吸民間輕松自由的空氣。但是，皇帝出京巡游，軍國大事要如何處理呢?在漫長的實踐中，為應對皇帝不能正常行使職權的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應急體制——監國制度，使皇帝在巡游的時候，不必擔心自己的皇位易于他手，大權旁落。
監國制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代替殷商后，周武王派遣王室親信到各地駐守，代天子行使監督的職權。此后，建國制度不斷的完善與改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操作機制。監國大致有三種形式：朝廷的代理元首，即皇帝缺位的情況下，臨時選出一位重要人物行使皇帝職權;臨時的政府首腦，即皇帝和朝廷無法履行職責的情況下，由其他重要人物組織臨時政府，出任首腦，行使職權;朝廷的常務副元首，即太子輔佐皇帝、參與政務的一種行政稱號。在這監國的三種方式中，前兩種是為了應對緊急情況，而采取的一種臨時措施。最后一種則著眼于政權的長久經營，也就是在皇帝因故離京出行期間，昭命太子或太孫監督政府各臨時機構并臨時執政。
明代之時，根據《明史》、《明實錄》的記載，明代一共有四位監國者，分別是明成祖朱棣的太子，即后來的明仁宗朱高熾;明仁宗朱高熾的太子，即后來的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鎮的弟弟，郕王，即后來的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鈺;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太子，即莊敬太子朱載壑。
根據記載，皇帝出行，代皇帝坐鎮京師的太子、太孫要代皇帝行使職權，并要承擔一定的職責。首先，就是保證局勢的穩定。古人云：國不可一日無君。這句話并非是說天下一定不能少了皇帝，而是說，無論如何，總要有人出面來維持局面，這個人可以是皇帝，也可以是其他人，而皇太子、皇太孫就是最適當的人選。一旦國內有人趁皇帝不在之機，煽動暴亂，按制監國的太子、太孫在飛章奏聞行在的同時，可以自行調動軍隊捕殺犯人;如果邊陲告急，異族入侵危及國家安全，監國的太子、太孫可以一邊奏知皇帝，一邊調兵御敵。其次，監國之人要恪守禮制，禁止監國之權凌駕于皇權之上。也就是說，皇太子、皇太孫雖然可以行使監國之權，但是，其行使的權力被規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絕對不能冒犯和威脅皇權。例如，每逢各種節日慶典，或是迎接皇帝詔書時，要行跪拜大禮;皇太子、皇太孫在御門聽政時，御座的位置方位不能像皇帝一樣居于正中;一些事關軍國最高機務的大事都要奏請皇帝處分。由此可見，皇太子、太孫監國只是皇權在一定范圍的延伸，是在皇帝的嚴格控制下，部分放權于人。
到了清代，皇帝在位時不設太子，所以在皇帝出行時，沒有監國的制度，但清代有一套獨特的制度。一旦皇帝出巡，所有的政務奏章都直達行在，由皇帝總裁。為了表示與在京時的區別，扈從的政府各部門都要重新鑄一枚加“行在”二字的印章，稱為“行印”，以別于日常所用的印章。由這些部門發出的公文命令鈐行在印，較之前朝的監國制度，清代的方法更能防止大權旁落，表現了清代皇權的高度集中，達到了封建專制的頂峰。
一直以來，對明成祖的權妃被毒殺存在兩種觀點，一說是權妃確實為呂氏所毒殺;另一說是呂氏被冤枉的，她根本沒殺權妃。到底那一種才是歷史真相呢?筆者覺得這個問題值得探討，故今天想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我們知道，《明太宗實錄》永樂七年二月條，明確記載朝鮮權氏得封賢妃，同時被冊命的有：任氏為順妃、呂氏為婕妤、崔氏為美人、李氏為昭儀。清代學者毛奇齡的《彤史拾遺妃》的結論也相同。就是說，權氏比呂氏更得明成祖歡心。之所以在此我們先說權氏與呂氏的宮中地位問題，是想方便各位看官在后面的論述中，可以比較清晰地了解，何以呂氏可能會因嫉妒權氏得寵，轉而心存報復心理。
關于呂婕妤毒殺權賢妃一案，相關明朝正史幾乎沒有直接記載，只有《李朝世宗實錄》記錄了一些大致情況，杯具的是，《李朝實錄》有兩處記載，卻對此事的結論不相一致。第一處，是《李朝太宗實錄》十四年(永樂十二年)九月條記，呂氏因妒權氏之寵，勾結官宦，從一銀匠家里借得砒霜，摻進茶里毒殺權氏。此事本無人知，到永樂十一年，呂氏與權氏兩家宮婢吵嘴泄漏出來，經審是實，成祖便盡殺呂氏及宮中之人。這里結論很清楚：呂氏嫉妒權氏，暗下毒手。另一處見《李朝世宗實錄》六年(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條，“賈人子呂氏入皇帝宮中，與本國呂氏以同姓結好，呂氏不從。賈呂畜憾，及權妃卒，誣告呂氏點毒于茶進之。帝怒，誅呂氏及宮人數百余人?！?這種結論是：商人出身的呂氏為泄私憤，誣告朝鮮呂氏投毒，而朝鮮呂氏實際上是清白的。
兩處記載截然不同，無疑肯定是不能都加以相信，其中必有一處記載有錯。那么，兩種種結論何者更為可信呢?因缺乏必要的旁證材料，我們只能根據邏輯推理和理性分析，作一些可能性的推斷。其一，據《明實錄》所記權妃以疾去世。是否會與《李朝太宗實錄》記呂氏毒殺權氏一事的說法有矛盾呢?就一般理解看，二者矛盾不大，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清楚，慢性砒霜中毒死亡與病死不易區別，若權氏是因持續飲用有砒霜的茶致死，在隨征途中是很難被查出的，故《明實錄》也只能記其得疾身亡。當然，這個不是說呂氏就一定使用了慢性毒藥殺人的必要推斷，僅僅是存在可能。
其二，從時間上看，《李朝太宗實錄》記該事時間是永樂十二年，距呂氏案發僅一年之隔。事后由明朝太監尹鳳及通事元閔生向朝鮮國王匯報，此時正值永均賞在明朝，明成祖召見他并告知呂氏案的情況，永均歸朝鮮后，亦向國王證實了元閔生的報告。相比之下《李朝世宗實錄》所載時間是永樂二十二年，時成祖已崩，且不說前已定案，就其僅源自韓妃乳母金黑之口述，也值得懷疑。如果金黑出于對呂氏的同情，隱瞞真相，信口只說呂氏被害是因為商人出身呂氏的誣告(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呂氏造成的謀殺案就要被說成是成祖制造的冤案。據此，我們應當認為第一種記載更為可信，畢竟時間更早，人證更多。而第二種僅憑韓妃乳母金黑口述，多少帶有人為隨意性。
由于史料有限，我們也無法斷言哪種說法肯定值得采信，所以只能是假設推理。就以上材料看，僅是第一種說法比較有可信度而已。其實，孰是孰非，在沒有新的證據出現前，恐怕這樁糾紛疑案，是無法蓋棺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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