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贊助商為何成世界杯最大金主？
中新經緯11月25日電 （孫慶陽）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卡塔爾開幕。這屆世界杯中國元素隨處可見，主場館盧塞爾球場是由中國企業承建，七成周邊產品來自義烏制造。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臺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方國珍在臺州起兵，拉開了反元的大幕。方國珍的軍隊迅速占領了臺州、溫州、慶元(今寧波)等地，當地官員奈何不得。省里面只得將劉伯溫召出。劉伯溫同事黃伯生在其《誠意伯劉公基行狀》一文里說，省里將劉伯溫召出后讓他當了個浙東元帥府的都事，仍是個從七品的小官，而元帥府即宣慰司，是省里的一個派出機構。劉伯溫到任后，獻計筑城抵御，果然使方國珍受阻。這時，左丞相招安方國珍，劉伯溫認為招安不妥，因方國珍是第一個起兵反元之人，應乘勝一舉將方國珍剿滅，否則后患無窮。從起義反元這一面來看，劉伯溫這一計確實很毒，若得逞，元王朝將再茍延殘喘一陣也說不定。方國珍聽說后，忙用重金賄賂劉伯溫，希望劉伯溫改變觀點，為他接受招安說點好話，但劉伯溫不受。方國珍便派人從海上帶重金到京城，賄賂當權者們，終于打通了門路，朝廷決定招安方國珍，一面授方國珍官職，一面反而斥責劉伯溫霸道。方國珍受招安不久，等到喘過氣來后，再次起兵反元，而此時的劉伯溫，雖又被省里重新任用負責剿捕之事，卻又見疑，不給兵權。至此，劉伯溫對元王朝心灰意冷，干脆辭官回家了。劉伯溫回到老家青田后，專心著書，寫下了反映自己政治主張的傳世之作《郁離子》。
劉伯溫已經看出元王朝末日迫近，天下勢將大亂，便在老家青田讀書，著作，韜光養晦等待時機。不久，群雄四起。朱元璋打下浙江金華后，得知劉伯溫、宋濂是江南名士，即以重金禮聘，劉伯溫賣關子，沒有答應。朱元璋手下總制孫炎又親自寫信邀請劉伯溫，劉伯溫才同意出山。
劉伯溫和朱元璋見面后，即向朱元璋陳述了時務十八策。十八策的主要內容是滅陳(友諒)去張(士誠)、滅方國珍、屯兵自養、勿過度擾民、嚴肅軍紀、招納賢士等等。朱元璋讀后非常高興，即將劉伯溫視作心腹。朱元璋初起兵時，奉紅巾軍頭領韓林兒為首。至正十五年(1355)，韓林兒在亳州(今屬安徽)稱帝，國號大宋，朱元璋得到消息，即表祝賀，到了新年，還令中書省為韓林兒專設御座并叩頭禮拜。群臣皆拜，獨劉伯溫不拜。問他為什么不拜，他說：韓林兒不過是個放牧的小孩子而已，我拜他干什么!顯然，劉伯溫是以這種方式表明他只忠于朱元璋。朱元璋心知肚明，便召見劉伯溫，請教平定天下大計，于是有了一次著名談話，后人稱之為朱劉之間的“隆中對”。劉伯溫向朱元璋分析了群雄形勢，陳述了征討天下大計。劉伯溫說：張士誠目前不過自保而已，不足為慮。陳友諒篡奪了紅巾軍領導權，名號不正，但他占據了上流之地，又時刻想消滅我們，是我們的大敵，因此應當首先消滅他。一旦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自然勢單力薄，就可以一舉將其滅掉了，然后揮師北上，占據天下!朱元璋聽后大喜，對劉伯溫說：先生有了什么好的計策，都一定要告訴我啊!
唐代公務員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資，還有潤筆費、賞賜等額外收入，這樣足以保證衣食無憂，如果像白居易、王維一樣腳踏實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樣的房產當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級干部身居廟堂，甘當“窮人”，過著一貧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讓妻子兒女也跟著吃了不少苦頭。
升官發財，似乎是一部分人自古以來追求的夢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開元盛世，政壇倡導的倒是節儉的金錢觀，從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斷頒布“尚儉”詔書，一些高官帶頭響應，唐太宗時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玄宗時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約自將，亹癖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這類高官以儉為榮，堅守做人底線，拒絕灰色收入，靠死工資養家糊口，從而淪為“餓不死、撐不住”的一個群體，從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簡約之風波及唐朝諸代，如唐德宗時期的財務高官劉晏臨死時家里“唯書兩車，米麥數石”，這類人都成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錢型高官，他們視金錢如糞土，每月領到的工資，交給老婆的是最簡單的吃喝開支，剩余的金錢則撒向了民間弱勢群體，涌現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時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舊，穿著儉樸，出門辦事總騎一匹老馬，他的錢，就資助了比他更困難的親朋好友。宰相盧懷慎是最有名的窮人，他的家，門無遮簾，飲食無肉，妻兒饑寒，他所得的祿俸，隨時分給了困難群體。唐懿宗時期的宰相劉瞻“所得俸，以余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這類官員辭世時大多是“裸死”，留給后代的，沒有一分錢的儲蓄，只有做人的品行。這種窮，是無私的窮，他們不吃肉，是為了讓別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湯，是為了讓別人少喝湯。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儉奉獻而窮一度成為社會時尚，影響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頭有錢的官員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們放著錢不敢花，只有存起來，壓到床頭的某個角落，表面上看起來不舍得吃肉，但他們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節儉，生活清貧，宅無正寢，素褥布被，最愛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據不完全統計，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賞賜，至少有約5600匹絹，獎勵的現金和其它實物折合約一百三十五萬錢，僅賞賜一項，相當于當時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資收入。有這么高的收入，魏征連一床像樣的被褥都舍不得買，這令人想到了兩個字：裝窮。
如果從當時的大環境和魏征家庭情況分析，這種“裝窮”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隨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兒，著實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錢上再出風頭，必定成為群起而攻的對象，魏征“裝窮”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規避風險。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賢內助，生活上精打細算，從嚴要求，魏征有錢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裝窮”，不僅保全了自己，和諧了家庭，還名垂青史，這樣的“裝窮”應該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樣，為了明哲保身而“裝窮”的高官，唐代還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時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書稱為“清勤不倦”，他謹小慎微，花錢摳門，儼然不像有錢人。實際上，他床頭的箱子里，塞滿了玄宗賞賜的財物，可他獨善其身，怕生是非，賞賜的東西發了霉，他就是不敢揮霍享用，而是如數存放，妥為保管。如此看，為了自身在政壇的安全而“裝窮”，頗為費心。這類存錢不花的高官可謂藏富于家，他們平時的生活雖然很窮，但他們的存折卻很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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