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識局：“全球糧食安全生命線”，命懸一線？
中新網7月18日電(陳彩霞 孟湘君)當地時間7月17日上午，一艘懸掛土耳其國旗的“薩姆松(Samsun)”號運糧船緩緩駛離敖德薩港——由于俄羅斯在最后一刻仍未正式同意黑海糧食
北宋時期，古代官僚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宋代繼承了隋唐以來成熟的官職體系，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良，使得宋朝的官場變得更加復雜，官員之間的關系也更微妙。
正是在這種官僚制度的大背景下，王安石等人提出了變法主張，裁汰冗官，富國強兵。
北宋官場里有一個官職長期飽受爭議，這個官職一方面有利于北宋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也給宋朝帶來了很大隱患，它就是通判。
看過宋朝題材影視劇的人估計對這個官職都比較耳熟，那么通判到底是什么層次的官員，權力有多大呢？ 很多人聽到通判這個稱謂，首先想到的是刑獄類的官職，其實這只說對了一部分。
在大部分朝代中，凡是官職中有個判字的確實基本都屬于刑獄體系。
但北宋的通判是一個例外，它的內涵非常豐富，除了刑獄訴訟事務外，還有權力過問糧食運輸和水利工程，以及田產物權方面的事情。
這些政務都是直接關系到民生的大事，如果處理不當，會產生各種社會問題。
如果只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通判似乎和知府知州一樣，都是地方大員。
實際上問題并非這么簡單，通判的權力遠大于官方描述。
首先，通判是總覽全局的官職，事無巨細都可以過問。
宋朝對于地方上的規定比較細致，知府知州和通判都是地方上位置最高的官員，為了區分開他們，平常并不在一起辦公。
三個官職都有自己的辦事機構，安排配套的相關辦事人員。
宋朝地方上的官職一般是文臣為正，武將為副，政務上以文官為主。
宋朝建立后，國內局勢比較安定，對外傾向于和談，原則上不輕易訴諸武力。
因此武將在地方上主要是練兵，政務上幾乎沒什么決定權。
通判和武官其實都是輔佐型官員，但通判有權過問糧運等重大事務，是對知州知府的補充。
其次，通判有否決權。
假設知府和知州都同意辦一件政事，這件事和糧運、刑獄、農田、水利有關，結果通判堅決反對，那么這事也很難辦成。
《宋史職官志》中提到復設通判以貳之。
歐陽修的《歸田錄》中也提到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二，又非屬官。
這兩句記錄說明了一件事，通判雖然級別略低，但卻不是知州知府的副手或者屬下，它屬于位高權重的輔佐型高官，有質詢權和否決權。
地方上一件政事要順利施行，往往需要高官們一致同意。
通判不一定參與這件事的謀劃和討論過程，但如果方案出來后，通判反對，這件事就不容易辦成。
宋朝皇帝之所以在地方上安排這樣一個職務，目的就是給地方官找麻煩，不讓地方官活得太舒服。
因為封疆大吏如果太舒服，就輪到皇帝如坐針氈了。
第三，通判是朝廷在地方上安插的眼線，身后有皇帝撐腰。
宋朝建立前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五代十國亂世之所以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唐朝后期對地方政權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宋太祖趙匡胤本身是武將，發動兵變奪權后黃袍加身。
趙匡胤本身也屬于地方軍閥勢力，因此他疑心病很重，大宋建立后，他首先不放心武將，解除了他們的兵權。
緊接著又擔心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擁兵自重，于是采取重文輕武的國策。
他又疑心文官也有能力帶兵，這可如何是好？ 于是他決定安排通判這個職務，安插在地方上監督文武官員，來個三足鼎立。
這樣一來，通判可以隨時向皇帝匯報情況，皇帝能夠掌握地方的各種行政信息和人事變動，運籌帷幄于千里之外。
封疆大吏難受了，皇帝就踏實了。
因此通判的靠山就是皇上，即使他的行政級別不是地方官里最高的，但話語權卻不輸知州知府，也沒人敢輕易得罪他們。
正是由于通判具有一定的政事詢問權和部分決斷權，以及皇帝這張金牌令箭，使得通判的權利幾乎與知州知府不相上下。
通判表面上很少參與決策，卻深刻影響著地方的政事，有一種隱形的權力。
宋代皇帝會根據地方的重要程度決定通判的人數，重要州郡會安排兩個通判，邊境軍事重鎮至少安排一個。
過于偏遠且戰略價值很低的地方可以不設置通判，由知州知府兼任。
從這個布局可以看出來，通判其實就是皇帝在地方上的化身，權力可大可小，說話可輕可重，越是這樣的官職，往往越是深不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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