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頻頻提及極限思維:
5月30日,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7月11日,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抓緊健全國家安全保障體制機制,著力提升開放監管能力和水平。”
9月27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樹牢底線思維、極限思維,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牢牢守住安全底線。”
那么,何為極限思維?總書記為何頻頻提及極限思維?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我們又該如何把握和運用極限思維?
(一)
《現代漢語詞典》中,“極限”一詞的意思是“最高的限度”,這一概念被廣泛應用于各個學科和領域。
在數學領域,早在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就運用極限思想創立了“割圓術”,以無限逼近的方式來計算圓的面積和圓周率。在物理學領域,人們將物理現象產生、存在和變化的一般條件,推到極限值下進行分析、討論、推理和判斷。
顧名思義,極限思維就是把相關問題及其條件主動推到極值下進行研判的一種科學思維方法。
黨的二十大報告曾提出要“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極限思維是繼“七大思維”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突出強調的又一科學思維方法。
細心人會發現,總書記三次提到極限思維時都將其置于底線思維之后。二者之間可以說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對于底線思維,總書記曾作過深刻闡述:“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
可見,底線思維側重“以守為攻”,是一種以退為進、穩中求進的防守型思維,強調在捍衛底線前提下盡可能實現目標。而極限思維側重“以攻為守”,是一種自我驅動、爭取主動的進攻型思維,強調以“極限狀態”來判斷趨勢,通過發揮自身極致潛能來達到極致目標。
極限思維根植于底線思維,與底線思維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本質都是“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以“終局狀態”來判斷趨勢,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牢牢掌握戰略主動。
8月2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拍攝的三峽朝霞(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鄭家裕攝)
(二)
今天,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什么還要強調極限思維?
先看世情。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國際形勢中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特別是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從基于“叢林法則”的零和思維、冷戰思維、霸權思維出發,將中國定位為“唯一既有意圖也有實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對華進行全方位圍堵和無底線遏制打壓,妄圖用“極限施壓”的霸道行徑逼迫中國作出損害自身發展權益的妥協讓步。面對極限施壓日益加劇的外部環境,我們必須以極限思維來應對。
再看國情。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但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改革發展穩定面臨涉灘之險、爬坡之艱、闖關之難,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如果防范不及、應對不力,就會傳導、疊加、演變、升級,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最后看黨情。經過全面從嚴治黨,我們解決了黨內許多突出問題,但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隨著黨的組織規模不斷擴大,黨員人數不斷增多,在黨的活動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對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等各方面建設提出許多新的大黨獨有難題。
一言以蔽之,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樹立和堅持極限思維至關重要。
8月24日,山東省榮成市一家房車制造企業的工人在生產線上忙碌(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發(李信君 攝)
(三)
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越是接近目標,越不會一帆風順,越充滿風險挑戰。
毫不夸張地說,我們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風險挑戰就會越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面對紛繁復雜的外部環境,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關鍵是做到三點:
其一:做最壞處準備。“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1945年,就在人們準備歡呼、收獲勝利之際,毛澤東同志卻在黨的七大上“專門講困難”,并一口氣列舉了可能面臨的17個方面的困難,強調在看到光明的同時,更要準備迎接困難,成為我們黨運用極限思維的典范。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因此,必須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考慮得更深入一些,把戰勝困難的“工具箱”備得更足一些。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和困難,天也不會塌下來。
其二:向最難處攻堅。新中國一路走來,從來都是在戰勝挑戰中發展、在風雨洗禮中成長、在歷經考驗中壯大。新時代以來,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迎難而上,砥礪前行,攻克了一個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險阻。講到底,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難”。之所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最難的,也是最偉大的,就在于以中國的體量,再小的問題乘以14億多人都會變得很大,都是世界級難題。在新的征途上,我們要咬緊牙關,以極限思維向最難之處攻堅,“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
其三:往最好處努力。大變局帶來大挑戰,也帶來大機遇。面對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我們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運用極限思維爭取最好結果、達到預期目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向上發展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雖然復雜難解,但歸根結底還是屬于“外因”,真正起決定性因素的要看“內因”。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未雨綢繆的主動,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就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作者單位: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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