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興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加快,“數字化”成為備受關注的高頻熱詞,其應用場景開始延展到政務服務、城市治理等方方面面。
不久前召開的十一屆市委十次全會提出“城市數字化轉型”這一全新概念,意即瞄準未來數字城市的發展趨勢,通過數字化手段,對超大城市復雜巨系統進行高效管理。對于城市的數字化轉型來說,足夠體量的數據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數據的開放、管理、應用等重要性愈發凸顯。
作為工業和人口大國,我國社會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沉淀了大量數據,不少數據長期處于“未開發”狀態,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可以說潛力無限。今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視為五大生產要素之一。
在市政協委員、華東政法大學財產法研究院院長高富平看來,這一舉措著眼于數據經濟的市場經濟定位,是富有遠見的戰略部署。
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數據經濟的作用?在高富平看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新基建”形成了廣泛存在的數據生產基礎設施,但由此產生的數據能否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還取決于數據社會化、市場化配置和利用、數據保護等制度是否能夠建立起來。
“新基建應當與促進和規范數據流動、分享、分析和應用的制度建設聯動規劃和部署,才能真正實現新基建在數據經濟方面的基礎設施作用。”高富平建議,上海可率先在數據流通和市場配置制度方面進行探索,先行先試數據產權新范式,率先建立數據社會化、市場化配置和利用的可行模式,形成有序的數據要素市場。
為保證這一要素市場的規范運行,在數據生產到應用的全生命周期內,均應進行質量、安全和合規管理。高富平建議,上海可構建“商業驅動、技術支撐、法律保障”三位一體的數據流通利用制度架構,培育不同類型數據商業化模式和行業性的數據分享利用平臺,建立各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與責任相匹配的數據生產、流通、分析和利用的秩序。
數據的分析和利用,建立在大量公共數據公開的基礎上。高富平認為,公共數據開放區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政府生產和加工的數據開放,以無償無條件開放為原則;二是國家投資公共基礎設施、市政、交通、醫療等企事業生產的公共數據,應當由生產的企事業單位自行或聯合開放,實行有償有條件開放,按照商業規則運營。
高富平進一步建議,上海在推進政府數據開放的同時,應當著力打造國有基礎設施企業或事業單位公共數據的商業化開放、流通和分享利用平臺。(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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