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KDD'23工作：如何提升推薦系統Ranking模型訓練穩定性
谷歌在KDD 2023發表了一篇工作，探索了推薦系統ranking模型的訓練穩定性問題，分析了造成訓練穩定性存在問題的潛在原因，以及現有的一些提升模型穩定性方法的不足，并提出了一種新
編者按 近幾年，國際環境越發復雜，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種聲音此起彼伏。時代財經、時代周報聯合新周刊硬核讀書會，攜手推出深度訪談欄目《銳見》，圍繞經濟發展和個人關切，與學者對話，傳達他們的理性和智慧之聲。
互聯網裁員還在繼續。
盡管2022年底ChatGPT橫空出世，帶動AI概念股，將微軟、谷歌、Meta、亞馬遜等全球科技股價推向新高，但“裁員”依舊成了貫穿2023年全球互聯網企業的關鍵詞之一，并延至今年。
“為實現‘宏偉目標’，2024年我們將繼續裁員。”美國CNBC網站18日報道稱，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在一份備忘錄中如此警告員工。去年1月，谷歌曾裁掉了約1.2萬個職位，占總體比例的6%，此后多是針對人力和新聞部門定期裁員。與谷歌在多個業務上有競爭關系的微軟當時也表示裁員1萬人，另一家公司Meta則進行了四輪大規模裁員。
根據Layoffs.fyi網站匯編的數據顯示，2023年迄今，全球有505家科技公司共裁員超14.8萬人。
在《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一書中，美國人文社科教授卡麗·萊恩（Carrie M. Lane）通過跟蹤訪談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后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發現，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這群高新技術工作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很少將失業歸咎于“制度”與雇主，而是傾向于責怪自己，或將失業視為全球經濟中商業周期和競爭的必然結果。
“他們始終堅信，勞資相互“忠誠”已經成了一個舊時代的標志，周期性失業將成為新常態，而那些渴望穩定工作的人“像小孩一樣”天真，而“獲得成功只能依靠個人的技能和規劃”。”
但卡麗·萊恩無情地指出，上述思潮的興起恰恰是企業界的有意而為之。在她看來，企業通過勵志書籍、主流媒體報道等多種手段，巧妙地將維護勞資間社會契約的重擔完全轉移到了工作者個人的肩頭，旨在讓他們不僅肩負這一重擔，而且心甘情愿地把這看成是一個自立的機會。
卡麗·萊恩認為，這種思潮付出的終極代價在于將它所遭受的損失自然化了。“他們免除了雇主提供再培訓或避免將工作轉移到海外的責任，以免被視為他們自己所定義的那些依賴別人的配角，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自力更生。”
而當前到來的互聯網裁員潮是否會重現本世紀初的失業危機？卡麗·萊恩將高科技工作者視為“穩定就業礦井”的“金絲雀”，“當高科技領域出現裁員潮時，這往往意味著裁員將會持續”。
卡麗·萊恩還提醒道，盡管當前“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議程近年來已經不再受歡迎，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文化影響力，特別是對個體行動的強調和對公司和政府不欠人們任何東西”的觀念，仍然強大。
卡麗·萊恩認為，當下公司更強調對股東的責任，而非對員工的責任。未來尋找一份傳統意義上的穩定工作將變得更加困難，年輕一代遭到了不公正的沖擊，“與其要求年輕人工作更努力，為什么不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工作呢？”
變革取決于個體和集體努力的結合
時代財經：你在書中提到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美國高科技工作者在2001年面臨失業時表現出高度個人化的責任感。然而，2020年，曾經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弗朗西斯·福山公開“承認新自由主義的死亡”。在當前高度兩極分化的社會背景下，美國高科技工作者的看法是否發生了變化？
卡麗·萊恩：有趣的是，高科技求職者本身并沒有將他們的觀點視為“新自由主義”。相反，他們傾向于將自責視為一種合乎邏輯的回應，同時他們認為責怪公司裁員或者一開始就不雇傭他們是不合理的，因為公司總是會優先考慮利潤而非人。因此，盡管“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觀念近年來已經不再受歡迎，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文化影響力，特別是對個體行動的強調和“公司和政府不欠人們任何東西”的觀念，仍然強大。
時代財經：那你如何看待個體與集體的努力？
卡麗·萊恩：在我看來，變革取決于個體和集體努力的結合。要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運動，需要許多人認識到現狀存在問題，并相信它實際上可以改變。在美國，這需要對圍繞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的一些強大而長期存在的信念系統提出異議。這不會一夜之間改變。
然而，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當我在2000年初進行研究時，針對不穩定就業和原本使雇主對員工福祉負責的社會契約解體的更廣泛體制，我沒有看到求職者提出太多批評。然而，自那時以來，我們看到了勞工活動的復興，這可能最終會波及到我在2000年研究的那些白領工作者。特別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開始以來，人們對當代工作場所和勞動市場的失敗引起了更多關注。
最近，像克勞迪亞·斯特勞斯（Claudia Strauss）這樣的學者指出，美國求職者中對廣泛的非正式就業和雇主對員工福祉的責任解體存在更強烈的不滿和社會批判。不過，與此同時，我認為仍然有大量的美國人認為失業是失業者自己的錯，而不是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我們在最近一輪高科技裁員中看到了這一點，年輕人驚訝地發現自己失業了。因為盡管近幾十年來勞動市場波動很大，他們仍然期望自己的學歷和職業成就會保護他們免受裁員和長時間失業的影響。因此，事情確實發生了變化，但我認為人們對這些經歷的反應也正在發生變化。
《一人公司》作者: [美]卡麗·萊恩，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萬有引力，譯者: 李磊，出版年: 2024-1
尋找穩定工作將更加困難
時代財經：你之前強調在當前勞動市場中“跟上行業趨勢”的重要性，類似于“建立人脈”的重要性。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現使普通人難以跟上技術的變化。你如何看待個體努力？普通人是否仍有機會尋求未來的穩定就業？
卡麗·萊恩：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其答案尚未顯現。
我認為人工智能將改變我們工作的方式，但過去的幾個世紀里，許多其他技術也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我認為總會有一些工作變得過時，正如每天都在創造新工作一樣，由AI和其他創新所推動。也就是說，迅猛的變化速度確實給試圖保持“時代潮流”的人們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當很少有雇主提供在職培訓時。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在入職時就已經接受過培訓，而且是在自己的費用上。
我認為在尋找我們通常認為的穩定、長期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但我們也必須記住，這些工作從未對大量人口開放——那些整個職業生涯都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組織人”是20世紀中期的反常現象，主要是供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中產階級的男性——這是一個非常狹窄的群體！即使對于最特權的美國群體來說，這種工作生涯也更加難以實現。
我并不認為這意味著找到職業穩定是不可能的，但這確實意味著未來工人群體的穩定就業可能看起來會有很大不同。例如，在我最近對自由職業專業組織者的研究中，我發現許多人，尤其是女性，正在以所謂的“安全”工作換取自由職業。
在一個工作世界中，裁員很常見，許多人發現自己在不令人滿意的任務上工作很長時間，所謂的“安全”工作最終與其他種類的工作一樣具有風險和壓力。
時代財經：在書中，你將高科技工作者比作“穩定就業礦井”的“金絲雀”。目前，一些曾經創造巨額財富的全球知名互聯網公司，如Meta和亞馬遜，正在裁員，導致大量科技工作者失業。你如何看待這種情況？是否預示著新一波失業危機？
卡麗·萊恩：我認為裁員將會持續。我們曾經相信雇主對其員工有責任，而現在更加強調公司對股東的責任。此外，對短期利潤而不是對長期可持續性的強調，已經創造了一種局面，即使大規模裁員在紙面上看起來對公司有好處。
只要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允許雇主在公司本身繼續創造巨額利潤的情況下能夠輕而易舉地解雇人，這種情況就可能會繼續存在。然而，隨著我們對雇主、員工及其所在社區的責任有更高期望，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改變。這需要文化和政治的變革，但我認為這個后COVID時代為這些變革創造了新的機會。
在大流行期間，一些美國人發現在家工作，按更靈活的時間表，工作時間更短，而其他人意識到他們在工作中幾乎沒有保護，無論是突然失業、不安全的工作條件還是不合理的要求。在這兩種情況下，大流行為人們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反思過去的工作，并想象其他更有利可圖和令人滿足的職業。因此，雖然我認為失業和裁員將會持續存在，但我認為人們對這些經歷的反應正在發生變化。在當前不穩定的就業市場中，女性的數量不斷增加。
時代財經：為什么先進技術沒有減少人們的工作時間？工作時間、等待失業的時間和可能失業的可能性同時增加？
卡麗·萊恩：這是關于我們如今工作方式最引人入勝的謎團之一。
盡管技術發展，但人們期望閑暇時間的增長并未實現。當前，美國人的生產力比1950年增加了大約400%，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比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大國的還要長。這也導致了失業問題，因為一個人過度長時間地工作，就是在做本來可以雇傭其他人來做的工作。
有一些罪魁禍首可以責備。其中之一是美國人以工作著稱，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身份的核心部分，是自我價值的核心衡量標準。卡茜·韋克斯在她的書《工作的問題》中很好地討論了這一點。問題不僅僅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美國是唯一一個不限制個人最長工作時間的富裕國家，也沒有保障工人帶薪休假或父母假期的國家。
此外，雇主裁員是因為這對他們有好處，無論是在降低成本、增加股票估值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如果一家公司能夠雇傭承包商或兼職工人，這兩者都沒有全職工人的福利權利，那么除非被迫，它將繼續將工人視為可被處理的對象。
年輕一代遭到了不公正的沖擊
時代財經：書中注意到一個意外的觀察：依賴妻子財務支持的失業中產階級男性將此視為對婚姻和性別角色采取“不同”和進步的態度。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女性似乎更經歷挫折和內疚。你認為這種“新”變化對女性帶來的是更多的壓力還是機會？
卡麗·萊恩：盡管女性在職場取得了許多成就，但性別刻板印象仍然難以擺脫。
人們對職業成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性別化的。對女性來說，在有償就業方面的成功往往意味著在傳統女性氣質方面有所不足。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中為自己辯護或尋求晉升、加薪時會受到懲罰。然而，傳統的“女性”角色，如家庭主婦或育兒，被視為比專業成就更沒有價值。女性仍然被期望在家庭中承擔大部分責任，即使她們是主要或唯一的經濟來源。
因此，一個失業的男性選擇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可以被視為一個積極、進步的父親，并且會受到他人的贊揚；相比之下，失業的女性往往對自己在職業上“失敗”更加苛刻，她們本來被期望在家庭和工作中都取得成功，其實并沒有這樣的選擇。然而，在這方面存在改變的潛力，特別是由于COVID-19大流行引起了人們對職業母親提出不切實際要求的關注，以及我們作為個人、家庭、雇主和社會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解決方案。
時代財經：目前，全球年輕人正在經歷各種程度的“倦怠”和“推遲離巢”。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為什么年輕人不再愿意努力工作？
卡麗·萊恩：我認為年輕一代遭到了不公正的沖擊。對年輕人而言，可獲得的工作變得越來越糟糕，即工作時間更長、薪水更低、福利更少，幾乎沒有在職培訓或晉升機會。我們為什么還奇怪他們不急于在這些糟糕的工作中辛勤努力？
與其要求年輕人工作更努力，為什么不要求雇主提供更好的工作呢？我認為大多數留在父母家中（或者回到父母家中）的年輕人并不是因為這是他們夢想的生活方式。這只是在一系列明顯不太吸引人的生活選擇中最具吸引力的選項而已。
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對當今年輕人面臨的勞動環境相當合理的回應。如果整個一代人都愿意毫無怨言地在不充實、薪水低的工作中辛苦努力，那才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局面。在我作為教授多年的經驗中，我對年輕一代充滿信心。只要我們能夠創造有利于他們成功的條件，他們一定會讓我們感到驚喜和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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