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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庸”看似深奧,其實生活處處不離;“天命之謂性”到底應怎樣理解?《中庸》是如何將“中道而行”的原則,凝聚為自我管控的“心性”問題?“致中和”怎么做?請看這篇文字。
中庸》難懂。《紅樓夢》后四十回中寫賈寶玉學作八股文,就說《中庸》方面的文章難作。該書的評點家說,賈寶玉的感覺是清朝讀書人普遍的感受。在今天,讀通《中庸》同樣有難度。
難,先是寫法上的。篇章文體不純,時而是作者的論斷,時而載錄先師言論;有些內容還讓人覺得與主題關聯不緊。更難的是,《中庸》從“天道性命”一線論人生,本身就抽象,還涉及不少深奧概念,如“命”“性”“誠”等。所以,要講清楚“中庸”,需要化生為熟,化高深為平易。
下面就先從“中庸”一詞的含義說起。
中庸三喻
那么“中庸”這個概念,含義是什么?肯定不是今天所說的“平庸”“庸庸碌碌”的意思。朱熹《四書章句》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朱熹這里說的“平常”,也不是今天所謂的“稀松平常”,而是說,行“中庸”之道,不故作高深,也不故弄蹊蹺。古語有“中道而行”,大致就是“中庸”的含義。若用今天大家更容易聽懂的話說,就是做人做事都應該找到自己的平衡點。
孔子對“中道”也講了很多,而且“中庸”這個概念就是孔子提出的。《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稀少)久矣!”此外,《論語》中“過猶不及”“樂而不淫(過分),哀而不傷”“無可無不可”“毋意(主觀臆斷),毋必(絕對肯定),毋固(固執己見),毋我(唯我獨是)”等言論,都可視為對“中庸”的闡發。尤其是“無可無不可”和“四毋”兩句,與《洪范》的“作好(hào)”“作惡(wù)”一樣,都強調做事必須排除主觀成見,也是《中庸》大加闡發的中心問題。
這就說到《中庸》對“中庸之道”的貢獻。孔子以前說“中庸”,偏于外在地講,偏于原則地講。把“中庸之道”提升到“天道性命”的高度來闡發,順著孔子的頭緒,將“中庸”問題內化為人的內在主體性的鍛造問題,是《中庸》的一大拓展。
你有君子理想,想要在紛紜復雜、矛盾交錯的人生世界里獲得人生前行之路,那就得先平衡自己的內心世界。就像走鋼絲、打飛靶,先要做到心無雜念、靜如止水才可以。如何調整出這樣的心態,正是儒家“心性”之學要講究的大事。
“天命之謂性”你是否真的懂
恕我直言,許多注解、討論《中庸》的文字,一講“天命之謂性”,就差了好幾百里。讀這一句,常見諸如此類的今譯:“上天賜予我們的是我們的人性。”真糟糕!因為上天賦予我們人的,不僅僅是人性,還有動物性,是人性與動物性的混雜。要準確理解這一句,需要把它與其他時代相近的儒家文獻聯系起來。這些文獻主要保存在《禮記》中。例如《禮記·禮運》說:“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人是天地的精華,這“秀氣”才是人的“天命”,即上天單獨賜給人的“性”。
后來的荀子順著這樣的思路,又有更明白的論述:“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比動物高在哪里?僅因為人兩條腿、不長毛嗎?不是;是因為人有辨別的智慧。這還是從人與其他動植物做比較的方面來談人性。一說到人性,就說的是人高出動物的那部分,這在當時儒家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天命之謂性”的準確今譯是:“上天單獨給我們的那點高出動物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就是我們的人性。”這樣才可以說“率性之謂道”,即沿著我們那點高貴人性走,才是人生正道。于是,“中庸”之道就變為如何循著人的高貴之“性”前進的問題。
人生的難題在“致中和”
人循著自己的“人性”前行,首先遇到的難題、困境,就是內心紛紜復雜的情緒。平衡自己的情緒,作好自己情緒的主人,就是人生大學問。《中庸》是這樣說的: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是中國古典哲學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朱熹四十歲左右時曾苦苦參悟這個問題,后來王陽明也就此一段反復對學生掰開揉碎地講。可見其多重要、多難懂了。其實,“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的“中”,就是《左傳》所說“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那個“中”,也就是“五行之秀氣”的意思,至于“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一句,言守住高貴的人性,就是最根本的事。
那么,受“天地之中”的人,其“秀氣”的具體表現是什么?就是“喜怒哀樂”等等,人所特有而動物沒有的豐富情感,。“未發”是說這些情感是不學而能的,是先天就有、娘胎里帶來的。就像買一臺電腦,在沒有通電使用以前就應該功能俱全,否則為不合格產品。所以“未發”反而不是難題,難題在“已發”,在“發而皆中(zhòng)節”,“中節”就是均衡和諧地發作,這需要自我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緒有節制地發作,就可以理性當家,自我做主。儒家哲學沒西方哲學“理性”的概念,但是,真正不被情緒左右、“發而皆中節”了,就相當于“理性做主”了。
讓各種情緒有節制地發作,就需要“致中和”的“致”。這個“致”,就是后來儒家特別強調的“功夫”;就是磨練意志,加強自我管控能力。有了這樣的“功夫”,《中庸》用夸張的修辭說:天地萬物各自生長,各歸其位。
可是,修煉這樣的“功夫”,不比練九陰白骨爪容易。舉個例子,司馬懿為人多么老辣,也差點兒吃了鬧情緒的虧。他與諸葛亮渭水對陣,知道這場戰役是打后勤,所以閉門不戰,靜待諸葛亮糧草匱乏、不攻自退。他這樣想,是“理性當家”的結果,很高明。諸葛亮當然知道其中利害,怎么辦?刺激司馬懿的情緒,讓他情緒做主、怒中出錯。于是諸葛亮在派人下戰書時,“又致巾幗婦人之飾”,即示意他:您司馬懿不夠爺們兒!司馬懿果然大怒,差點兒就出了大錯。《孫子兵法》談到將軍時說:“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生氣的,就侮辱他;潔身自好的,就想辦法抹黑他,總之是要利用人的情感弱點,克敵致勝。情緒失衡多可怕!
所以說,人有豐富的情感,是人的高貴之處,也是人最犯難的地方。動物無如此豐富的情緒,按本能生存,也就沒有犯不犯錯誤的困難。人則不然,豐富的情感和情緒變化,是做人做事的動力,也往往是成功做人做事的大敵。而且,如老話說的:“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可是,難,也得做。因為“致中和”幾乎可以說關乎生活的一切。且不說打仗,就是日常生活中與人交往,若一旦情緒失衡、失控,不是馬上導致交往的失敗嗎?“致中和”的重要,可見一斑。
《中庸》后半部分
《中庸》在文章寫作上,兩頭一下一上,從“天命”說人“性”,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從上往下講;到后面一大段講“誠明”“明誠”,是“黃河遠上白云間”,從人的“誠”上揚著講,直接上貫到“天道”。
中間還夾著數段文字,看上去離“中庸”問題遠了。其實不遠。這中間一部分是講人間事業的,說了不少舜、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故事,以及孔子論“仁”等內容。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按儒家“內圣外王”的邏輯說,順著“天命之謂性”的中道而行,必然落實到現實層面、人生事業。可是,畢竟文章開始和后面的部分,談的是哲學問題,突然中間變成歷史文化問題,總令人感覺不類。
值得注意的是,從“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開始,《中庸》的話題開始轉為“天人合德”的亦宗教亦哲學的命題了。把“誠”命名為“天之道”是一個新說法。上天四季變化,周而復始,寒來暑往,云行雨施,從無差錯,所以《中庸》就說“天”是一大“誠”道。“誠之”為“人之道”,是說,人從“率性之謂道”開始,不斷努力,不斷擴展自己的境地,最后應該像天地日月那樣,無私無偏,包容負載,就是人生最高境界了。
其實,儒家也知道,在“天人合德”這件事上,即便是偉大如堯舜,也不能十全十美。然而在儒家,這是一個價值方向,一個做人應該追求的目標。這又涉及到中國宗教觀念的特點。限于篇幅,以后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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