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卡塔爾的20年體育外交 能夠舉辦世界杯就已經成功了
卡塔爾國土面積1.15萬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沙漠。這個中東小國清楚，自然資源并非永恒存在。長期以來，該國政要們已開始在體育占據重要地位的國際舞臺上開
史上第一部禁書里面都寫些什么?
它是第一部被明文禁毀的小說 卻對鄰國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說到明清著名小說，大家會想到《水滸傳》《三國演義》，其實當年還有一部《剪燈新話》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寫的，是文學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毀的小說。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來它在周邊鄰國大量流傳，并對亞洲文學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遭禁是因為明代最高學府校長上書倡議
《剪燈新話》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寫成的，永樂十九年（1421）重新校訂出版，正統(tǒng)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會被禁，與當時的國子祭酒有關，也就是明代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的校長。此人叫李時勉，那時剛上任幾個月，可是很郁悶，為什么自己精神飽滿地走向講堂，激情洋溢地宣講四書概要，這太學生們還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學生宿舍去交流，詢問大家都在看什么書，是《春秋》呢，還是《詩經》？沒想到學生們看得最多的書，竟是一部《剪燈新話》。
李時勉很驚訝，他知道這是國子助教瞿佑寫的小說，聽說此人學富五車，還一度在太學講授《春秋左氏傳》，但他自己沒有看過。這位校長有點偏執(zhí)，他主持太學工作期間，主張“格致誠正”，小說是不能讀的。
于是校長從學生那里借了本書，回家挑燈夜讀。看著看著，他覺得越來越不對勁，于是連夜給皇帝寫了奏折，第二天就趕到皇宮去向皇帝匯報這件事。當時的情況是李校長給皇帝上書談了很多內容，皇帝覺得不耐煩，就讓禮部尚書胡瀅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會上的人覺得李校長說得有道理，于是文學史上第一部遭禁毀的小說就產生了。
對于這件事，史書是這樣記載的：
近有俗儒，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薄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實非細故。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禁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詔下禮部議。尚書胡瀅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議。
這部小說真的是“邪說異端”嗎
那么，《剪燈新話》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說，是“俗儒”所作的“邪說異端”？李時勉究竟對小說中的哪些內容產生反感呢？
題材上：“假托怪異之事”
李時勉眼光是獨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燈新話》與四書五經的不同。小說的本質是虛構，當然要“假托怪異之事”。《剪燈新話》穿越時空，打破時空界限，讓古人與今人對話，死人與活人對話，這正是它特有的敘事方式
《剪燈新話》多篇寫到人鬼戀，如《滕穆游聚景園記》《牡丹燈記》《綠衣人傳》等。《滕穆游聚景園記》通過滕穆巧遇故宋宮人鄭芳華并與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發(fā)了作者的懷舊情懷，表現了對亂世宮女命運的深切同情，體現出作者博大的人文關懷。《綠衣人傳》則通過綠衣女與趙源人鬼戀故事，歌頌了青年男女追求戀愛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賈似道殘忍暴虐的行徑。前者側重抒發(fā)歷史興亡之感，表達對宮女命運的同情；后者則在人鬼戀中融入了反權奸的政治內涵。
這些篇目完全是小說家“虛構”的，借以表達特定的思緒。用李時勉的話來說就是“假托怪異之事”。《明史》記載，李時勉“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他無法理解，身為朝廷命官為何虛構小說，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飾以無根之言”
李時勉也很準確地抓住了《剪燈新話》善于“修飾”的特點。這其實是當時評論者的一致結論。兵部尚書趙羾以及禮部侍郎唐岳均認為《剪燈新話》“雖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說：“閱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實，模寫情意，醞釀文辭，濃郁絕麗，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擊耳聞，懲勸善惡，妙冠今古，誦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為善于修辭，作品寫得真實感人。桂衡讀《剪燈新話》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時勉以理學自負，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自然無法理解小說以情動人的藝術魅力。
思想上：“邪說異端日新月盛”
傳統(tǒng)儒學發(fā)展之理學，明初已成為國家之指導思想。李時勉欣賞的是“懷德蘊義、砥行立名之士”，主張文藝為政治服務。而《剪燈新話》的可貴之處恰恰是對傳統(tǒng)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傳》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個叫夏顏的文人，執(zhí)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與草木同腐”，但是學術不能養(yǎng)家糊口，結果客死潤州。一天，他生前的一個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顏在陰司被任命為“修文舍人”。夏顏大講陰間的公正無私與人間的黑暗，還委托友人將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傳于好事”，友人答應了。事后，夏顏非常感謝，“其家禍兇吉福，皆前期報之”，后來還推薦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職。
這篇小說非常耐人尋味，文本表層的意思是以陰間的公正襯托陽間的黑暗，但夏顏后來推薦朋友接任自己官職，而病中的友人僅僅聽夏言描述有這么一個官位等著他，便“不復治療，數日而終”，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識對一個普通百姓的腐蝕何其深刻！
事實上，由于小說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鎮(zhèn)商業(yè)文化的發(fā)展對市民的影響，打上了元末特定時代的烙印，流露出與傳統(tǒng)不同的思想。這是身為祭酒的理學家李時勉所不能接受的。
鄰國有多部仿作出現，產生巨大影響
因為遭到禁毀，《剪燈新話》在國內流傳比較少，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時勉等人不會想到，這部小說并沒有因為遭禁毀而失去應有的魅力。后來這部遭禁的小說引起了朝鮮李朝人的興趣，就到大明來把這本小說搞到了，后來又傳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對亞洲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文學傳播史上一個罕見的個案。
當時，朝鮮李朝正在積極倡導學習漢語，而《剪燈新話》寫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見長，文字又非常淺顯，讓人讀了以后非常感動，于是成了他們喜聞樂見的漢語教材。該國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對該小說作了詳細的注解，即《剪燈新話句解》，對小說中的一些漢字的讀音、語意進行詳細解析，對于一些李朝罕見稀有的動植物、果實等，注釋也極為細致。
朝鮮半島一開始只知道詩歌、詞，不知道還有小說這種文體。金時習，朝鮮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燈新話》創(chuàng)作了《金鰲新話》，從此朝鮮半島有了第一部他們自己的小說。金時習能把握《剪燈新話》“美如春葩變如云”的藝術魅力，同時又具備一流的文學素養(yǎng)，以瞿佑模式載朝鮮李朝文物，在小說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獨立思考，揭開了朝鮮文學史的新篇章。
《剪燈新話》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也經歷了由形式到內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滲透過程。先是翻譯，后是創(chuàng)作，由《奇異怪談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談英草紙》《雨月物語》，均有《剪燈新話》的影子。
不過《剪燈新話》在日本的流傳與接受，也反映出中日兩國審美與文化的差異。沿著瞿佑的軌跡，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進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觀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棄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別具日本風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對他們的文學作品產生巨大影響的仿作出現。其著名作家阮嶼就模仿《剪燈新話》創(chuàng)作了《傳奇漫錄》，兩位作家進行著跨民族、跨時代的隔空交流。
一位美國學者稱《剪燈新話》是歷史上最早具有跨國影響力的古典小說，它的文學傳播價值非常大。好在，上個世紀20年代前后，這部小說被從日本重新引進回來，國人得以重新認識這部小說，重樹經典。
《宋史》列賈似道于《奸臣傳》，其內容不少來自野史小說，且出于反對者之口，遇事不問是非，均加貶抑。如鄂州之戰(zhàn)，云似道私約稱臣輸幣，又虛誑報捷，最是壞事。然考《元史·世祖紀》，僅云約和，并無稱臣輸幣之語。況且《元史》里也記載了在鄂州之戰(zhàn)后期，忽必烈曾當著眾人的面夸獎身為南宋守將的賈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見賈似道之才干。
如果說對秦檜前期的表現，史學界尚有人加以些許肯定，那么對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賈似道，就只有全盤否定。誠然，賈似道入朝以后的獨攬朝政，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對加速南宋滅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言其權相或奸臣都不為過，但是如果我們能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對他進行評價，賈似道仍不失為是一個有功有過、過大于功的歷史人物。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衛(wèi)兩淮和京湖地區(qū)時，在防御、筑城、營田和興修學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貢獻，單從后期被人指責為造成南宋滅亡的兩件“罪狀”———他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表現和推行公田法來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處。
先言賈似道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表現。發(fā)生于南宋理宗開慶二年(1259年)秋冬間的宋蒙鄂州之戰(zhàn)，是關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場重要戰(zhàn)役，指揮入侵蒙古軍的最高統(tǒng)帥是蒙可汗之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領導鄂州保衛(wèi)戰(zhàn)的是南宋樞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蒙軍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兩軍展開了長達三個月之久的激烈戰(zhàn)斗，雙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種原因，蒙軍被迫于當年閏十一月上旬撤圍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可是后人不僅不承認賈似道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功績，反而認為正是他在這次戰(zhàn)爭中與蒙古簽訂了“城下之盟”，后來又隱瞞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滅亡，是有罪無功。事實上，賈似道在鄂州保衛(wèi)戰(zhàn)中的表現，深得當時人的贊賞，如詩人劉克莊云：蒙古軍大舉南侵之際，“朝野失邑，凜凜有被發(fā)之憂”，賈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馳，身先將士，蒙犯矢石”。“以袞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甘苦臥起者數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掃如山之鐵騎，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與賈丞相》)
著名學者王柏賦詩云：“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誰去兵？代馬飲江水，舄赤司專征。”“肅肅荊楚凈，湯湯江漢清。東西亙萬里，齊民競春耕。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群情。”(《魯齋集》卷一《壽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認賈似道在軍事上的才干，發(fā)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的慨嘆。雖然賈似道在鄂州與蒙古確實有過議和活動，但雙方并未簽訂具有實質性的和約，更無“割江”、“稱臣”的承諾。
至于他后來扣留郝經，企圖掩蓋求和真相，從而為蒙古的大規(guī)模南侵找到借口，當然是一個錯誤。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說，蒙古早已發(fā)動了對南宋的侵略，并處心積慮地想滅亡它，有無借口實在并不重要，對此明人張以寧也說：“如罪其羈信使之類，皆欲加之罪之辭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憶亡兒煊詩》后語。)因而將議和這一權宜之計，說成是賈似道對蒙古的投降行為，并進而認為這是后來招致蒙古南侵、南宋滅亡的原因，都有失允當。
再言公田法的問題。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階級對賈似道推行公田法攻擊得最為猛烈，如官員高斯得說：公田法是“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饑死相望。”(《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封事》)后人根據這些人留下來的記載，也對公田法加以全盤否定，并進而將它作為賈似道又一大罪狀。
可是我們只要從公田法推行的歷史背景、目的和效果來看，就可以知道這絕非賈似道的罪狀，而是他的一個政績。南宋末年，戰(zhàn)爭頻繁，對軍糧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無力籌集糧餉，造成了軍糧的匱乏。為此，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圖解決軍糧問題，同時減少楮幣的發(fā)行，平易物價，以挽救統(tǒng)治危機。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國家財政極端困難的狀況下，公田法的推行在當時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歷史淵源，本意不能說不好，賈似道也帶頭獻出浙西良田一萬畝作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決軍糧短缺、減少楮幣發(fā)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敗，特別是這項措施極大地損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們的瘋狂反對和破壞，使公田法在執(zhí)行過程產生了許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應該公允地說，公田法在推行過程中所出現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賈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僅受到傳統(tǒng)史學的影響，還與認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這一思想模式有關，由此也影響到了對賈似道的正確評價。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復雜，不可能一輩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壞事；也不可能一輩子做壞事而沒有做過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庫》館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賢奸并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無言言皆非之事。”(《四庫總目提要》卷五五《欽定明臣奏議》)
在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受個人好惡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無分析，不能借古人來影射時政，也不要為了迎合某種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貶。過去曾經流行過這樣一個口號：“晚節(jié)不忠，不足為訓。”如果用在要求人們保持晚節(jié)上當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評價歷史人物上，認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優(yōu)點和功績都得一筆抹煞，顯然是不妥當的。有人將全面評價歷史人物，對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跡予以一定的記載和肯定，斥之為“給歷史罪人翻案”。這種說法，恐怕有違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唯物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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